《粵語與珠江文化》自序

　　如果說“人生如旅”，語言學大概是一條比較冷僻的旅游綫。

　　只要瀏覽一下我國古代琳琅滿目的文獻典籍，入目的不是經史便是詩文，相比之下，語言學的書實在少得可憐。西方結構主義語言學傳入以來，只研究共時的結構形式，“語音啊，語法啊，詞彙啊，條分縷析，講得挺多，可都講的是這種工具的部件和結構，沒有講人們怎麽使喚這種工具。”（呂叔湘語)離開人的語言活動，也就離開了文化，當然少人問津了。

　　我幷非專業的語言工作者，之所以對語言學産生興趣，跟家鄉信宜粵語中一種“變音”有關。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到中山大學拜訪葉國泉老師，當時他正與唐志東先生研究這一課題。所謂“變音”，就是將某些字的調尾升高，同時韵尾變化，以表示名詞的“小稱”，動詞的“短時體”，形容詞“輕級”，跟印歐語的形態變化有點接近，在漢語包括各方言中是罕見的。在葉國泉老師的引導下，我參與這一課題的研究。我們的論文先後在《方言》雜志和《中國語文》發表後，受到同行的重視，尤其是著名語言學家徐通鏘教授在《近年來中國語言學的若干變化》一文中指出：“它們從語言共時結構規則入手探索語言的發展，打破了共時和歷時的機械劃分，其所依據的方法論原則對傳統的語言演變理論也是一種有說服力的補正。”這一評價使我深受鼓舞，從此便跟語言學結下不解之緣。1987年，我完成幷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信宜方言志》。

　　上世紀90年代起，黃偉宗教授等幾位省政府參事、文史研究館館員及來自各單位的一批專家學者，從多學科的角度聚焦珠江文化，啓動了珠江文化工程，進而成立了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我以省政府參事室業務處負責人和語言學者的“雙重角色”參與這項工作。我們先後對南雄珠璣巷與梅嶺古道、封開及梧州古廣信文化、西江龍母文化、粵西冼夫人文化、徐聞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陽江“南海一號”、六祖禪宗文化、廣州西關文化、懷集燕都文化、瀟賀海陸絲綢之路交匯古道、南江文化、小北江文化等進行考察調研，爲廣東歷史文化及各地區文化定位進行論證。這樣，我便有機會對上述地區的方言進行比較系統的深入的調查，同時，由于這種調查是結合文化考察進行的，因而對廣東的方言尤其是粵語有了新的認識。衆所周知，廣東方言紛繁複雜，豐富多彩。漢語七大方言，廣東就有其三：粵、客、閩；而且粵、客兩大方言的中心都在廣東。除三大方言之外，還有一些湘方言島與官話方言島，還有近30種歸屬未定的地方土話以及多種少數民族語言。每種大方言又包含若干種次方言，如粵語，有關著作包括《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都劃分爲粵海、四邑、高陽、勾漏等幾個片，我通過調查發現，它的次方言其實不是依照行政區域而是依照河流劃分的，基本上一條河流就有一種次方言，這顯然是粵語所蘊涵的“水文化”積澱所致。有人只看到方言對交際帶來的障礙，沒有看到它的文化底蘊與文化價值，這是不全面的。廣東的地方傳統文化通常分爲三大部分：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據的其實就是境內三大方言。離開三大方言，廣東許多傳統文化品種也就不復存在。粵語不僅是廣府地區人民的母語和珠江流域最重要的方言，而且是漢語中歷史最悠久、影響力最大的方言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更是呈現前所未有的强勢。這種强勢，固然跟廣東經濟的崛起有關，跟香港的影響有關，但歸根結底來自它本身的文化底蘊與文化價值，也就是說，來自它所承載的珠江文化。爲此，我不囿于“就語言和爲語言而研究語言”(索緒爾語)，而是從粵語及其各種次方言的特點來透視當地人們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從粵語及其各種次方言的形成與發展軌迹來探討各地的歷史文化。這樣，我所走的已不是純語言學之旅，而是“粵語與珠江文化”之旅了。在此期間，我還參與《廣東省志·方言志》的編寫，負責撰寫《概述》部分，爲此對全省方言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各市縣地方志辦公室紛紛寄來資料，使我獲益匪淺。在同仁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陸續有一些新發現，提出了一些新觀點，主要是：

　　1.粵語來源于古代的漢民族共同語——雅言。西漢平定南越國幷開通海陸兩條絲綢之路後，雅言沿海陸絲綢之路交匯通道傳入嶺南。從東晋起，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通行于那裏的雅言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變形或消失；通行嶺南的雅言雖然也吸收了一些百越土著語言的因素，但總體看較多地保存雅言的面貌，幷從民族共同語演變成一種方言。今天的粵語尤其是西江中部的粵語次方言，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從粵語與雅言的傳承關係，可以看到珠江文化與中原古文化的傳承關係。

　　2．粵語形成于兩漢時期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信一帶(今廣東封開及廣西梧州)。廣信扼西江要衝，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通道的樞紐。一批文人經瀟賀古道進入嶺南，在此興辦學校，傳播漢文化，雅言隨之而通行于這一帶，逐步演變成粵語。今天封開一帶的粵語比較完整地保存著古代的全濁塞音聲母和全濁塞擦音聲母，是古代雅言的活化石，也是早期粵語的遺存。粵語形成于廣信，是嶺南文化發祥于廣信的重要依據，也是珠江文化“始然于漢”的重要依據。

　　3．粵語有著鮮明的“沿江分布”特徵。西江—珠江流域的粵語次方言保持著較高程度的一致性，而離開西江—珠江流域的地區，其粵語次方言就與廣州話有著較大差异。粵語這一特徵，反映其形成及擴展過程與西江—珠江水系有著密切關係，它承載的珠江文化具有鮮明的“水文化”特色。據此，我改寫了目前的“分片說”，提出以西江—珠江流域爲主體的“三層次”和“六流域”的次方言區劃分法。

　　4．信宜粵語中的“變音”屬于粘著型語言因素，來源于古百越語。古百越土著跟南太平洋島嶼上說“南島語”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淵源，其各部落的語言也跟“南島語”有著親緣關係，大部分屬于粘著型語言。粵西在冼夫人主政期間，當地土著主動接受粵語，便將其粘著型語言因素融合進來，成爲民族文化融合的見證，同時成爲古百越文化、珠江文化與海洋文化密切關係的見證，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及海陸絲綢之路交匯通道的佐證。

　　上述觀點，先後在“嶺南文化古都”，專家論證會(1996．廣東封開)、“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2001．廣東湛江)；“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文化”論壇(2002．廣州)、“封開：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2004．廣東封開)、“泛珠三角與燕都文化”論壇(2005．廣東懷集)上發表，國內外多家媒體作了報道，引起較大反響，自然也有爭議。有爭議，有不同意見，是好事，這麽一來，我的“粵語與珠江文化”之旅便不再冷僻了。不過，個別學者幷未讀過我的論文，只是看到報道中一兩句話，就匆忙提出异議，竊以爲不足取。此次結集，將有關論文重新展示，作爲第一輯“溯源探新論粵語”。讀者可以從中瞭解我論證的依據和探索的軌迹，至少不是心血來潮罷。

　　第二輯收錄我研究文學語言的部分論文。文學語言，歷來被視爲語言之精華，不僅注重文采，而且注重韵味，還講求“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弦外之音”。現代語言學只注重常規語言的研究，由此而創立的理論，無從解釋作家筆下語言的奧秘，也就無從破譯它們的文化內涵。于是，我突破這一理論框架，從總結作家運用語言的實踐入手，將語言學和文藝學、文化學結合起來，先後發表了一批論文幷相繼出版了《藝術語言和語言的藝術》和《語言變异藝術》(與葉國泉合著)兩本書。在後一本書中，我們構建了“語言變异藝術”的新學科體系。因語言學家史錫堯先生評價該書時，以《一個新視角，一片新天地》爲題，這一輯便取名爲“文學語言新視角”。其中《嶺南文派：語言問題》和《廣東文學作品中的“南腔北調”現象》等篇，專題探討廣東文學作品中粵語及其他方言的運用，可以說是研究粵語與珠江文化的一個新視角。

　　第三輯“珠江文化千里行”包括兩篇關于珠江文化的筆談、四篇考察調研中寫成的隨筆以及一篇人物紀事，其中《臺灣散記》所記雖然不屬珠江流域，但此行系一次粵台文化交流活動，也可以說是一次弘揚珠江文化的活動，故一幷編入。之所以稱作“千里行”，蓋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意，事實上我的行程早已不止千里了。

　　承蒙珠江文化研究會黃偉宗會長和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韋民總編輯垂青，將本書作爲《珠江文化叢書》十家文譚專輯之一出版；書中有些論文是與葉國泉老師或其他同仁合作的，均已一一標明；在歷次考察研究與各種著作出版的過程中，還得到周義、洪三泰、譚元亨、司徒尚紀、何楚熊、陳啓著、陳乃良、白宛如、唐志東、劉周堂等先生及已作古的魏金倫先生的支持和幫助。藉此機會，謹向上述各位先生表示衷心謝意!

　　廣東文化大省建設正在進展，珠江文化工程方興未艾。如果本書可以爲珠江文化工程添一塊磚，爲廣東文化大省建設加一片瓦，便覺欣慰了。書中難免有失當甚至謬誤之處，敬請各位專家學者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羅康寧

　　200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