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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輯 珠江文化千里行

2008-12-1 22:15| 發佈者: highyun| 查看: 16166| 評論: 2524|原作者: 羅康寧|來自: 網絡資源


從“天人合一”看南北文化差异

  季羨林先生在論述東西方文化差异時指出:“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認爲就在于思維方式之不同。東方主綜合,西方主分析。”“東方文化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綜合,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天人合一’。”“東方文化主張人與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敵人,不能講什麽‘征服’。只有在瞭解大自然,熱愛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類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這樣,人類的前途才有保障。”(《〈東方文化集成〉總序》)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他還引述了錢穆先生的一句話:“‘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我們研究珠江文化的特徵,也應抓住其基本思維方式,抓住“天人合一”這個命題,分析中國南北文化之异同。中國南北文化同屬東方文化,在“天人合一”上,無疑是一致的。然而,各個地域的“天”,即大自然,有所不同,尤其是黃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差异甚大,天人如何合一?對此各有不同的思路。黃河的洪水,黃土高坡的風沙,使人與大自然和諧關係受到了挑戰。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就成爲那一帶人們的千載話題。古代流傳至今的神話如《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都是這個話題的産物。“補天”也好,“治水”也好,“移山”也好,都是改造自然條件以達到人與大自然和諧的一種願望。儘管這種願望始終無法得以實現,却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黃河兒女爲之奮鬥,從而孕育了獨特的黃河文化精神。這種精神,可用《周易》中“乾”卦之“象”來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是在“自强”之中又包含著幾分浮躁。

  珠江流域又稱“嶺南”。“嶺”即橫貫這片土地北部的五嶺山脉,它猶如一道屏障,阻擋北來的罡風,使得這裏氣候溫暖,四季如春。雖然珠江也會造成水患,但跟“黃河之水天上來”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珠江流域尤其是西江一帶的人們將消除水患的希望寄托于鎮守江邊的龍母,而不去作那種“治水”之夢。至于“補天”或者“移山”,這裏的天完好無缺,補它作甚?這裏的山青秀可愛,移走豈非大煞風景?况且,珠江流域不少老百姓的祖先,當年就是爲了追求和諧的“天人合一”境界而離開北方移居此地的,正如廣東作家楊幹華的小說《天堂衆生錄》所描述的“尋找天堂”隊伍那樣:“他們也許悟到了什麽,又看這個地方也不錯,便姑且把這裏當作天堂,埋葬先人,安頓家小,開山種杉,壘埂築田,斬竹圍園,繁衍子孫……”可見,他們對眼前人與大自然基本和諧的關係十分珍惜,决不願意拋弃這一切去追求虛無飄渺的夢境。禪宗六祖慧能說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他認爲,捨弃眼前的一切去尋覓“菩提樹”,實在沒有必要。由此可見,在天人如何合一這個問題上,珠江流域的人們所考慮的幷非對大自然的改造而是“順應”。黃河流域改造大自然的“自强”精神固然可嘉,但若過了頭,“改造”便變成“征服”,變成向大自然“開戰”。回顧20世紀60至70年代,北方大地上不是曾經出現“戰天鬥地”之狂熱,出現大寨那樣的“典型”嗎?嶺南則沒有這種狂熱,沒有這類典型,頂多也是迫于政治壓力而應付一下而已。與黃河文化崇尚“自强”不同,珠江文化所崇尚的是“自然”,即自然之“道”。

  黃河流域的自然條件之所以屢遭破壞,既有天灾,也有人禍。那裏一直是我國的政治鬥爭中心,又是漢人與北方游牧民族爭奪之地,每隔一段時間就爆發一場戰亂。在這種情况下,人們自然地將希望寄托于“真命天子”,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從而達到“天人合一”。歷代王朝大多數建都于黃河流域,也使得文化上的正統觀念根深蒂固。江南地區與珠江流域的自然環境本來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由于江南曾經多次成爲割據對峙之地,居住在那一帶的人們也就對黃河流域的正統文化有著一種抗衡態度,這種抗衡主要表現于以“柔”制“剛”。因此,江南文化的“陰柔”與黃河文化的“陽剛”形成强烈的反差。傳統京劇男扮女,傳統越劇女扮男,便是一例。這兩種情况粵劇都不存在。珠江流域由于遠離統治者爭奪的中心地帶,加上有五嶺之隔,“山高皇帝遠”,人們對那些爭奪鞭長莫及,淡然置之。有人據此而斷言珠江人“不關心政治”,其實,珠江人幷非不關心政治,只是不關心政治權力的爭奪和更迭罷了。梁啓超就說過:“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睿知爲天下真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灾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共治篇》)因此,他們沒有北方文人那種時刻不忘“魏闕”的正統心態。對正統文化既不依附也不抗衡,是珠江文化的一大特點。延續到今天廣東的改革開放,這種特點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試以廣東省政府參事張元元等在《順德市企業産權制度改革的啓示與思考》中一段描述爲例:“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底,在爲期一半的時間內,順德市進行了一場‘悄悄’的産權革命,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産權制度的基本框架。當別的地方還在爲如何把‘野鴨’打下來和打下來後怎麽個吃法而爭論不休的時候,順德人已經把‘野鴨’打下來了。”70年代末以來廣東的許多改革措施,就是這樣“悄悄”實施的,事先既沒有什麽輿論,也沒有什麽“模式”。這不正是珠江文化崇尚“自然”之特徵及其魅力的生動體現嗎?

                                                             2000年6月


海上絲綢之路與珠江文化精神

                                      (一)

  大海,充滿神秘的魅力。

  我國有18000公里的海岸綫。自古以來,海邊的居民以海爲伴,探索大海之奧秘,探索彼岸之奧秘。早在2500年前,孔夫子就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見他老人家對大海寄予無限希望。可惜他幷沒有“乘桴”出發,可惜他的三千弟子沒有一個繼承老師的遺願,只能留下無窮的遺憾。

  孔夫子逝世大約500年後,提倡“獨尊儒術”的漢武帝開闢了兩條“絲綢之路”,一條是陸上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自然是漢武帝居住的長安;而廣東以其得天獨厚的歷史地理條件,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也就成爲海外各國文化首先登陸之地。

  唐朝,陸海兩條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發展,作爲兩條絲綢之路起點的長安和廣州,成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都會。據有關史料,當時在廣州居住或經商的外國人達到12萬之衆。張九齡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寫道:“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足見當時廣東與“海外諸國”交流之暢通。唐朝的開放程度在全世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正是這種開放的格局,造就了每一位炎黃子孫都爲之自豪的盛唐文化。

  宋朝之後,由于西域通道爲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海上絲綢之路作爲中國與中亞各國交往的主要通道而進一步發展。明朝,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史推向高峰。英國有位學者經過十多年研究,到100多個國家取證,認爲鄭和是發現美洲第一人,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70多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根據有關文獻資料記述,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七次出使西洋,都經過廣東,其中第二次“首從廣東往占城國”,廣東沿海許多地方至今留下他的遺迹。

  及至明朝中葉,中國開始“閉關自守”。清朝康熙年間,不僅繼續推行“閉關自守”政策,而且更爲嚴厲,“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鄧小平說:“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兩百年。”正是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嚴重束縛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具有封閉性的內陸文化逐漸成爲中國文化的正統。然而,正統幷未一統天下,廣州一口對外通商,獨領風騷,成爲世界海交史上唯一的兩千多年不衰的大港;獨享海風的沐浴的珠江文化,在神州大地“萬馬齊喑”的情况下,反而凸現自身的價值。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紐帶,將中國傳統文化和“海外諸國”包括東南亞、南亞、中東乃至西方文化連結起來。在漫長的歲月裏,在嶺南尤其是廣東這片土地上,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具有海洋性的各國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珠江文化。

                                 (二)

  自從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全世界從國家首腦到各界學者,都越來越感到文化的地位舉足輕重。文化就是人類的精神創造及其成果,在當今世界,它已成爲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民科學文化素質的競爭。如何看待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成爲一個世界性的課題。

  然而,中外不少學者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總是將目光集中于黃河,集中于黃河邊上的黃土高坡。在他們的眼裏,我們這個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的民族以及所崇尚的儒家文化,似乎與封閉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甚至將中國在一段時間實行的“閉關自守”歸咎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是不恰當的。他們忽視了以兩條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爲代表的中國對外開放史,忽視了具有開放性的漢唐文化,更忽視了始終保持其開放性的珠江文化。

  有感于此,從20世紀90年代中葉起,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就組織一批政府參事、館員和有關方面專家學者,包括文化學家黃偉宗、地理學家司徒尚紀、歷史學家黃啓臣、語言學家葉國泉、海洋學家甘子鈞以及作家洪三泰等,對廣東地方文化進行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考察。首先考察了大庾嶺、珠璣巷、南華寺、馬壩人、古廣信、西江龍母和高凉冼夫人等遺址,接著,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各個港口——徐聞、雷州、赤坎、陽江、廣州、汕尾、樟林、柘林等進行系統的調研。同時,于2000年成立了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舉辦了珠江文化特徵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文化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珠江文化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研討會、慧能禪學研討會等一系列研討活動;編著出版了《珠江傳》(司徒尚紀)、《開海》(洪三泰等)、《千年國門》(譚元亨等)、《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陳永正編注)、《廣府海韵》(譚元亨)、《東方的發現》(徐肖南等編譯)、《交融與輝映》(黃鶴等編)等一系列著作;在這次海上絲綢之路與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研討會上,又推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黃啓臣主編)、《珠江文化論》(黃偉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等三部著作。在考察過程中,省政府參事黃偉宗等就如何保護、開發、利用這些文化遺産,向省和當地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議,得到有關領導和部門的采納。作爲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的工作人員,我有機會自始至終參與這一系列考察和研討活動,從而對珠江文化的源流、特徵和優勢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正如珠江由三條支流彙集而成,珠江文化也有多個源頭。而在多個源頭之中有一個主要源頭,它就是從中原傳入的漢族移民文化。秦朝開通靈渠及瀟賀古道,使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溝通,中原文化隨之而傳入嶺南。西漢“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廣信即今封開和梧州一帶,便成爲嶺南最早傳播中原文化之地。廣信處于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寧,向北則可通過灕江、賀江經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較爲便利。早在秦朝軍隊征討嶺南之時,這一帶曾發生激戰,原有土著因抵抗失敗而逃散,于是成爲漢族移民聚居之地。從西漢起,廣信聚集了一批從中原遷來的文人,其中有著名經學家陳欽和他的兒子陳元。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晚年在廣信講學,傳播以儒家爲代表的漢文化。隨著漢族移民與當地土著的融合,中原漢文化也就與嶺南百越文化逐漸融合,幷借西江——珠江水系向嶺南各地擴展,逐漸形成具有“水文化”特色的珠江文化。

  珠江的特徵是江海一體。珠江有八個入海口,這在全國各大江河中是罕見的,充分顯示它與大海的密切關係。珠江文化是中華文化這個大家族中最具海洋文化內涵的,它不僅通過靈渠和瀟賀古道引入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引入“海外諸國”的文化。東漢時期廣信人牟子研究從天竺(印度)傳入的佛學,幷寫出中國第一篇佛學論著《理惑論》。南朝時達摩來中國傳教,也是經海路到廣州西關登陸。雖然他後來北上,落脚于少林寺,成爲中國禪宗的始祖,然而,真正將佛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特色的禪宗,是新興人六祖慧能完成的。慧能最初到湖北東山寺拜師,後回廣東,在粵北曲江南華寺完成了建立中國禪宗的使命,看似偶然,其實是歷史之必然。與慧能同時代且系曲江人張九齡,正是爲了發揮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作用,使這條海上絲綢之路衝破五嶺的阻隔向北延伸,才發起幷主持開鑿大庾嶺之道。這一工程的完成,大大促進了海外——廣東——中原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廣東也就成爲海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交流的樞紐。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珠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語言——漢語方言中的粵語,便可發現大量海洋文化的因素。“粵”原寫作“越”,系古代土著語言的音譯,意爲海或水。“百越”就是“越人”,意爲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由于“越”跟浙江一帶的越國容易混淆,故改作“粵”。從詞彙看,粵語中帶“水”字的詞語特別多,如稱路程爲“水路”,稱路費爲“水脚”,稱心意爲“心水”,稱眼力爲“眼水”,稱通信息爲“通水”,稱美麗爲“威水”,稱能幹爲“嚦水”,稱機靈爲“靈水”,稱注意爲“醒水”,稱蒼老爲“老水”,稱幼嫩爲“嫩水”,甚至將錢稱爲“水”(“一桕水”、“一方水”等)。從今天粵語內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與水的密切關係。以廣州話作爲標準音,西江——珠江流域的粵語次方言與標準音比較接近,而離開西江——珠江流域,其粵語次方言就與標準音有著較大的差异。按其差异大小,可以劃分爲三大層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從梧州、封開到香港、澳門,爲第一層次,其語音與廣州話或基本一致,或差异不大,語言交際基本上暢通無阻;第二層次是西江—珠江江流域的周邊地區,包括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以及粵西走廊的雲浮、新興、羅定、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廉江,還包括桂東的玉林一帶,其語音與廣州話有一些差异,但仍可互相通話;第三層次是非西江—珠江流域的粵語區,包括四邑(臺山、新會、開平、恩平)及陽江一帶,其中四邑本屬珠江三角洲地區,地理位置與廣州距離不遠,其語音却的粵語各次方言中與廣州話差异最大的,彼此之間基本不能通話。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江中游的封開及梧州一帶是粵語的形成地和早期的中心,後來這個中心沿西江——珠江轉移到了廣州,兩地一綫的粵語仍然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漢語其他各大方言都是按行政區劃來分片的,唯有粵語離不開江河。由此可以看到西江——珠江這條“母親河”在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粵語所承載的珠江文化如何從西江一步步走向海洋。

                                  (三)

  珠江文化精神,概括起來,就是“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

  這種精神的形成,無疑跟發祥于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係。由于有這條延續兩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廣東不僅出現了無數長年累月同海浪搏鬥的水手與商旅,出現了大批率先走出國門、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而且出現了不少率先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有識之士。早在東漢時期,番禺人楊孚就寫出一部《臨海水土記》。北宋年間,曲江人餘靖寫下中國第一篇海洋學論文《海潮圖序》,從海上潮汐的成因,到潮汐運動的規律,每月潮汐的次數等,都作了科學的論述。他們研究海洋,當然是爲實踐服務,也就是爲海上絲綢之路服務的。南宋末年,東莞學者李用東渡日本,傳播理學。他們都爲中國海洋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發展寫下重要一頁。

  海上絲綢之路使“海外諸國”文化源源不絕地傳入,來自天竺(印度)的佛學便是其中之一。對于這種外來文化,廣東人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全盤接受,而是認真地加以研究,吸收以爲我所用。東漢時期的牟子便是如此,他的《理惑論》將外來的佛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結合起來,開中國佛學研究之先河。到唐代,慧能進而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學。他的《壇經》,既有佛家的智慧,又有儒家的中庸。例如:“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衆所周知,佛家講生死輪回,講脫離塵世,因此無所謂忠孝。慧能却在佛壇大談忠孝,且將這種儒家學說與佛學有機結合起來。他强調“心平”“行直”,打破從天竺傳入的那一套煩瑣戒律。可見他不僅僅是佛教六祖,不僅僅是佛學大師,而且是將佛儒融爲一體的杰出思想家。他的《壇經》不僅僅是佛學經典,而且是珠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一塊瑰寶。黃偉宗在《珠江文化論》中稱之爲“珠江文化的古代聖哲”,是恰如其分的。

  近代以來,廣東出現了一大批率先研究和吸收海外文化的文人學者,珠海容閎便是其中之一。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生,而且是派遣留學生的倡導者。他將改革中國社會的一生經歷寫成《西學東漸記》,這本書成爲嶺南近代啓蒙運動的先聲。值得一提的還有梅州人黃遵憲。人們知道他是清末著名詩人,知道他發起“詩界革命”,知道他的《人境廬詩草》,而很少注意到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日本國志》。這是他任駐日本參贊期間,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歷時數年才完成的。爲寫這本書,他上任第二年便開始學習日語,閱讀了大量日本書刊,訪問了許多日本人士,收集了各方面的資料。它成爲當時維新派包括光緒都十分重視的一本參考書。黃遵憲以外交官的身份到過世界許多地方,他的詩有相當一部分描述外國風光,記述外國的歷史和文化,其中有巴黎鐵塔,倫敦霧景,蘇伊士運河,錫蘭島臥佛,大阪櫻花,等等。他“是中國自有詩以來第一個有世界觀念的詩人”(葛賢寧《近代中國民族詩人黃公度》),“中國近、現代轉型期的第一詩人”,“封建末世出現的一位奇才”(謝冕《1898:百年憂患》)。此外,還有第一個機器紡織業創辦者陳啓沅,第一個飛行家馮如,第一個研習歐美油畫的畫家李鐵夫,等等,他們都是廣東人“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的杰出代表。更爲突出而令廣東人引以爲榮的,是19世紀末中國維新運動領導人康有爲、梁啓超,和本世紀第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珠江文化也因此而顯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魅力。以至郭沫若在《我來廣東的志願》一文中斷言:“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

  縱觀歷史長河,廣東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前沿地而著稱于世,而貫串這三個“地”的紅綫,就是“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

  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根據廣東實際,作出“建設文化大省”的决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要建設的,無疑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而通過兩千年海上絲綢之路而形成的“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正是珠江文化先進性的集中體現。這是廣東人應當弘揚的文化精神,這是廣東人應當珍惜的精神財富,這是廣東人應當發揮的一大優勢。建設文化大省,必須將弘揚珠江文化精神作爲極其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廣東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保持奮發有爲、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爲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2003年6月

  
“培養進步的人格”——教育家林礪儒紀事

  那是距今整70年前的1918年3月,在一艘從日本開來中國的輪船上,一位29歲的青年,望著蔚藍色的大海,心潮起伏。

  他就是林礪儒。從1911年考取公費留學日本東京師範學校起,他離鄉背井已有六個多年頭。這六年多來,他雖然身在异國,却無時無刻不心系祖國的變幻風雲。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正是國家多難之秋。而每一個發生在國同的重大事件,無一不引起他心海的劇烈震蕩……

  快要踏上朝思暮想的祖國大地了,然而,前面的路,該如何走?

  立志教育

  1889年7月18日,林礪儒降生于廣東省信宜縣的一個書香世家。他四歲喪父,母親患癲癇病,從小靠祖母撫養。伯父林鴻和叔父林適對他特別疼愛,嚴格教養。林鴻出身廩生,“好學力行,樂育子弟”,且“頗有林泉志”,宣統即位改元時,詔舉孝廉方正,縣裏要選拔他,他却之不受。林適是礪儒父親的孿生兄弟,出身優貢,幷進過廣雅書院就讀,後以教書爲業,常携侄兒于身邊,口講指劃,耳提面命,誨而不倦。這一切對林礪儒後來的“立身治事”影響很大。這位叔父十分熱愛自己的職業,時時吟誦孟子之語:“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在伯父叔父的引導下,林礪儒漸漸樹立了不走讀書做官之路而服務教育的志向。

  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設京師同文館開始,“教育救國”成爲官場和士林中一些人的熱門話題;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相繼頒布“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之後,這一熱門話題也就更爲熱門了。1905年,林礪儒進高州高郡中學堂讀書,這正是一所按“教育救國”論者的主張而設立起來的學堂。他學習十分勤奮,各種各樣的書都讀,曾積勞成疾吐過幾次血。1911年,他以優异成績畢業,即應信宜縣中義學堂之聘到該校任教,同年又參加公費留學日本的考試,選報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抱定了終身服務教育决心。

  然而,就在他留學日本的歲月裏,祖國大地發生了種種變化,這些變化,用他後來的話概括,便是:“政制崩潰,産業崩潰,信仰崩潰,學問思想、社會組織,無一不崩潰。換句話說,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背景——都在崩潰。”他已經感到:“想只憑學校教育的力量去改造它自身的背景,恐怕是不可能!”那麽,自己“服務教育”的志向還應不應繼續堅持?

  懷著迷惘的心情,在回國的第二年,他還是登上了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後改名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臺,擔任心理學和教育課程。而就在這一年,“五四”運動爆發了。民主與科學的浪潮,沖刷著古老的神州,也沖刷著他的頭腦。他支持學生運動,幫助學生辦平民學校,辦識字班。在實踐中,他重新看到了教育的作用,對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他對學生說:“教育家要培養進步的人格,以適應進步的社會!”

  初試霜刃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前身爲北京五城學堂,是我國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學。成爲高師附之中之後,本應“更有條件負起中學教育開路先鋒的重任”,然而由于領導思想守舊,問題很多,師生意見很大,經常發生學潮,以致成爲少有人敢問津的地方。爲了整頓附中,辦好附中,北京高師負責人擬派林礪儒兼任附中主任(校長)。

  消息傳出,不少人爲他擔心,有人還當面警告說:“當附中主任,等于上斷頭臺!”

  林礪儒却欣然接受了這個冒大風險的使命。“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他要到附中去實施自己的改革主張,試一試“霜刃”。

  1922年9月,林礪儒正式就職。在就職演說中,他指出:“中學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務是文化教育,是人們需要的普通文化修養的最高水平。”他的話,語不驚人,却象一股清新的和風,吹進師生的心腑。

  他改革的第一步棋,是試行“六三三”學制,將原來小學七年、中學四年改爲小學六年,初、高中各三年。爲了適應新學制,他組織教員制訂規章制度和教學計劃,編寫教材,自己草擬,自己試行,自己修訂,因而形成了一種勇敢負責的風氣。

  有了新的規章制度,他便開始對校風學風進行全整頓,提倡“師生互相親愛,互相協助”。針對過去教育脫離實際的做法,他提出教育應以生活爲主,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决問題的能力,幷重視給學生以系統的科學知識,在高中增設了第二外國語、解析幾何、微積分初步、初等力學、電磁學、分析化學等課程,同時,展開全校普及體育。此外,還聘任了一批有學識、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員。

  經過這一系列的努力,高師附中風氣好轉,質量提高,成爲一所全國仰慕的學校。學生以進附中爲榮,家長以子弟能進附中學習爲幸事,許多人還多方拜托,請人說情,務期進入附中讀書。而在這時,便有人謀取附中主任的職位了。有個傢伙多方鑽營,終于謀到了委任狀,却又不敢貿然赴任,只得厚著臉皮去找林礪儒。

  林礪儒早有思想準備,坦然地說:“既已如此,你就即刻來接吧!”

  附中廣大師生聞訊,無比氣憤,準備罷課抗議高師的這一决定。林礪儒反復勸阻,終于感動了師生,沒有鬧成風潮。

  1928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幷入北平大學,改稱第一師範學院,林礪儒任臨時院務委員會主席。他便著手對第一師範學院進行改革,增設了社會系,支持師生參加社會上的進步活動。他的這些做法不爲當局所容忍,到1931年,國民黨教育部决定對第一師範學院嚴加整頓,停止招生一年,幷解除了林礪儒的職務,派來了新院長。林礪儒憤然離開第一師範學院,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兼教務長,不久又兼任廣州師範學校校長。

  點燃明燈

  1933年,廣東省政府爲紀念古應芬(字襄勤),創辦襄勤大學,林礪儒應邀參加籌辦工作。該大學成立後,他出任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1937年,襄勤大學教育學院獨立爲廣東省立教育學院,他繼續擔任院長,于是以這間學院爲基地,更放手地進行教育改革。

  爲了“培養進步的人格”,林礪儒在課程設置上打破常規,增添了一批公共必修課,如“新哲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說史”“國際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後聘請了一批進步教授,如張栗原、蔣徑三、李平心、高覺敷、陳守實等到校執教,還邀請著名民主人士鄒韜奮、錢俊瑞、楊東蒓等到校作形勢報告。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學生可以組織各種社團,探討各種問題。他還帶領師生下鄉進行抗日宣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國民黨當局對林礪儒的做法十分不滿,派員到學校尋釁,指責教育學院不應開設“新哲學”“國際政治”等課程。林礪儒便將校名改爲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將“新哲學”改爲“教育哲學”,內容不變,原有的系科和教員全部保留。國民黨當局又派員到校,要設立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林礪儒便和進步教師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訓導主任和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幷挂上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的牌子,實際上幷沒有開展什麽活動,使國民黨當局無法直接插手學校的工作。

  1941年初夏,林礪儒在廣東文理學院已經奮鬥了整整八年。回顧八年的歷程,看著學院的興旺景象,他無比興奮,又無限感慨。如今,這所學院已被譽爲“教育界的明燈”,然而,明燈愈亮,風吹愈烈,這盞明燈會不會被吹滅?不管如何,自己探索真理之光的决心不改,播種文化食糧的壯志不渝!想到這裏,他奮筆寫下一首《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校歌》歌詞:

  民族抗戰的烈火,

  煉出了我們這支青年軍。

  走遍了險阻,歷盡了艱辛,

  却淬礪了奮鬥精神。

  我們要探索真理之光,

  我們要廣播文化食糧,

  那怕魔高十尺,惡戰千場。

  同學們,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這是我們的校風,

  這是我們的大勇!

  同學們,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這是我們的校風,

  這是我們的大勇!

  “挽林”學潮

  就在林礪儒寫下《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校歌》不久,校園上空,陰雲密布,國民黨反動派終于伸出了魔爪。

  一天,張栗原教授象往常一樣登上講臺,開始授課。這時,一名學生竟將左輪手槍擺在課桌上,對張教授進行威脅。頓時,課堂秩序大亂。這件事立即引起林礪儒的警覺,他意識到這是有來頭的,這名“學生”肯定是國民黨反動派派來的特務!于是,他一面組織力量保護張栗原教授,一面密切注視動向。

  1941年5月,國民黨當局終于下令,改組文理學院,免去林礪儒的職務。

  教師震怒了!學生震怒了!文理學院掀起軒然大波!

  師生們自發成立了“挽林委員會”,召開聲勢浩大的“挽林”大會,派出教師代表團前往韶關向省政府請願,幷通電全國,要求收回成命。學生們還集體創作了《挽林戰歌》:

  風已來了,雨也來了!

  我們學校在風雨中飄搖,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蕩。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蕩。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眼光,

  我們堅决挽留林院長!

  林院長是教育界的明燈,

  林院長是青年們的保姆,

  八個年頭,一貫作風,

  探索真理,追求光明。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目光,

  我們堅决挽留林院長!

  這首歌和林礪儒作詞的校歌,此起彼落,互相交織,響徹校園。

  面對這場學潮,國民黨反動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礪儒職務的人也不敢上任。當局便采取高壓政策,逮捕、開除了不少學生。但師生們毫不畏懼,堅持鬥爭達兩個多月。

  最後,國民黨當局决定,由教育廳廳長黃麟書兼任文理學院院長。

  林礪儒被迫離開傾注過無數心血的文理學院。然而,他那“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精神,永遠留在師生們的心中。

  桂林筆耕

  1941年10月,林礪儒來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擔任廣西教育研究所導師;次年4月,改任國立桂林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他自知已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密切注意,不能不防他一手。于是,在家門口貼上一副“讀書幸未成君子,學圃猶堪作小人”的對聯,以著書立說的方式,繼續宣傳教育改革的主張。

  從1941年到1945年,他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怎樣做中學校長》《精神剃須論》《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五四運動的評價》《八·二七路綫》《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養士》等。在《精神剃須論》中,他指出:指導青年,“一不是靠權威部勒,二不是憑籠絡操縱”,而必須瞭解青年,和他們做真誠的朋友,共同參加社會實踐。這篇文章在《文化雜志》刊登後,刺痛了國民黨當局某些人,致使《文化雜志》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綫》中,他繼續宣揚學術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認爲學生要尊師,但對教師的學說、教義可以懷疑批判。他的這些言論,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特務多次用匿名信對他進行恐嚇,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多年來的實踐,寫成《教育哲學》一書。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大搞獨裁,發動內戰。林礪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1946年,他不顧國民黨特務恐嚇,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國民黨反動派爲了控制桂林師範學院,决定遷校南寧,幷撤換了院長,林礪儒憤然辭職。這時,他身患腎炎,便回廣州治病,由于生活貧困,連盤尼西林也買不起。桂林師範學院張畢來教授等獲悉,立即凑了一筆錢寄給他。他接到錢,回信說:“莊子有雲:‘涸轍之鮒,相濡以沫。’諸君盛情可感,亦複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有將此信貼于學院布告欄,引得許多師生熱泪盈眶。

  改革不止

  林礪儒早年便打定主意不做官,也不涉足政界。在北京任教時,曾有兩三個省先後邀請他出任教育廳廳長,都被謝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感到現在的“官”與過去的官有著本質的不同,乃參加了1949年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幷當選爲政協第一届全國委員會委員。接著,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1952年任教育部副部長。

  面對著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教育事業,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後主持起草了《中學暫行規程》草案和《師範學校暫行規程》草案,幷就少年兒童教育、中學教育、民族教育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寫下《中等教育的兩個問題》《瞭解少年兒童是教育工作的先决條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等論文,提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辦好教育的主張。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礪儒患食道癌剛愈,便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吉林,就師範學校的學制及教學計劃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963年,他連續參加了天津中小學辦學經驗座談會和雲南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會後又深入雲南、廣西等地調查研究教育工作的問題。在這段時間,他還撰寫了《師範教育問題隨筆》《語文教師是經師,也是人師》《怎樣對待學校考試》等文,提出不少新見解。如在《怎樣對待學校考試》中,他指出:“人生遇事要做,遇問題就要解决,所憑藉的只是自己所有的知識才能。人生正是這樣活到老、學到老、考到老至死方休的過程,原非可怕。怕考試幾乎等于怕生活,從來未聞有人怕生活的,而學校的學生則大多數怕考試,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躍躍欲試,原是有能者的常情,而學校竟把考試變成學生的畏途,其故安在?爲人師者應深自反省。”

  可惜的是,由于當時“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不久便爆發了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林礪儒的這些探討未能繼續進行下去,他的許多正確主張也無從實行。

  江青反黨集團被粉碎後,林礪儒看到了我國教育事業的光明前景。然而,他已經重病在床,再也無法爲之而奮鬥了……

  1977年1月20日,這位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改革的先驅,廣大青年學生衷心愛戴的導師,因患胃癌,搶救無效,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88歲。

  林礪儒先生逝世後,家人撿點遺篋,發現他于1973年在筆記本上寫下的一副“自挽聯”:

  服官自笑立仗馬
  遺稿尚無封禪詩

  他的兒子林穎夫將這副“自挽聯”拿給葉聖陶先生看,葉老感慨地說:“恰如其人!”

  (與陳啓著合作)

  1989年7月


珠璣巷情結

  小時候,聽長輩說:我們的祖先是中原人,因戰亂而南下,先落脚于珠璣巷,然後輾轉到此。後來搞文史研究,發現在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大多數人對祖先居住過的珠璣巷懷有一種特殊情感。

  1994年,我和廣東省政府參事黃偉宗、陳其光、葉國泉赴粵北進行文化考察,第一次認識這條古巷。來到南門樓,“祖宗故居”四個大字赫然入目。進門是一條古樸而普通的小巷。長約1500米,寬4米多,巷中之路用鵝卵石和花崗岩砌成。沒有吸引人的亭臺樓閣,沒有仙境般的奇峰异水。它究竟有何魅力,使我們的祖先定居于此,又使後人永志不忘?

  首先吸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中門樓上的太子菩薩。我見過許多菩薩,可是從來沒有聽說過“太子菩薩”。原來,他就是編《昭明文選》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不過,珠璣巷百姓大都不知道《昭明文選》,只知道曾經到此爲民治病的太子。當時這一帶瘟疫流行,蕭統以貔貅之角磨水給患病者服用,不幸積勞成疾,英年早逝。珠璣巷百姓將他作爲菩薩供奉,每年五月初五端午節也就是他去世那一天,都抬太子菩薩上街出巡。

  歲月流逝。走馬燈一般的王朝,包括蕭統父親所建立的梁朝,一個個成爲匆匆過客。對于外面的風雲變幻,珠璣巷百姓一無所知。北面的大庾嶺,猶如高聳的屏障,擋住了他們的視綫,也擋住了外來的硝烟。但他們幷非“不知有漢,無論魏晋”的桃花源人,因爲有蕭統太子。從蕭統太子的智慧和友善,感受到另一種文明,中原傳入的文明。珠璣巷敞開胸懷,迎接這種文明,擁抱這種文明,也敞開胸懷迎接和擁抱帶來這種文明的人。這是歷史賜予它的幸運。及至唐代,幸運之神又一次降臨。它迎來了張九齡。

  他從南面來,帶著一股有大海氣息的南風。他凝視著大庾嶺。這座曾經阻擋北風的大庾嶺,如今却阻擋著南來的海風。在兵荒馬亂的歲月,這一屏障曾經給廣東人帶來安定;到了太平盛世,它便成爲交通的障礙,繁榮的障礙。具有宏圖大略的張九齡,策劃了一項“大庾嶺開鑿工程”。歷史上,嶺南先後搞過兩項交通大工程:一項是2200多年前的靈渠,另一項就是1200多年前的“大庾嶺開鑿工程”。它們都對嶺南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究其初衷,則迥然不同:前者爲的是運送糧草以征“百越”,後者爲的是對外貿易以發展經濟。這不正反映了兩項工程策劃者在文化意識上之差异嗎?張九齡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寫道:“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這番話,竟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對外開放的實踐不謀而合,可見其遠見卓識。作爲廣東文人,他看到了發祥于南海之濱的“海上絲綢之路”,要讓“海上絲綢之路”通過大庾嶺向北延伸。然而,這條“坦坦而方五軌”的南北通道出現後,首先得益的是從中原南下的漢族移民,也就是我們廣東人的祖先;首先繁榮起來的,則是大庾嶺之南第一站的珠璣巷。

  這位嶺南歷史上的功臣,似乎幷沒有在珠璣巷留下什麽遺迹。這幷不重要。整條古道,整條古巷,不就是歷史的豐碑麽?還有巷的轉彎處盤根錯節的老榕樹,猶如飽經滄桑的老人,每天都在向游人默默地訴說著當年我們祖先南遷的往事。

  也許是太平盛世,也許是兵荒馬亂。也許經過一番思考,也許什麽也來不及想。他們離鄉背井,踏上向南之路。翻山越嶺,扶老携幼。沒有“外面世界很精彩”的歌聲。沒有“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狂熱。陌生的南方。崎嶇的前程。渺茫的未來。終于跨上梅關,眼前一派從未見過的景像:沒有金戈鐵馬。沒有腥風血雨。沒有洪水肆虐。沒有千里赤地。只有綠色。只有友善。只有和平與寧靜。這是珠璣巷。可以安居的地方。來自各地的人,聚集于此,回顧征途之辛酸,展望未來之大計,倍感親熱。接著,有的搭棚蓋房,開荒造田;有的采購貨物,行商坐賈……正如今天的深圳是中國的窗口,當年的珠璣巷就是廣東的窗口。我們的祖先從這個窗口,窺見了新的沃土,找到了新的生活。

  與衆多歷史名城相比,珠璣巷是平淡無奇的。可能那些來自“逐鹿”之地和“問鼎”之地的人們,厭倦了無休止的爭鬥,嘗够了接踵而來的驚心動魄,才選擇了平淡,選擇了珠璣巷。在選擇平淡的人群中,有位來自南宋宮廷的貴妃,她私自跟著一位商人來到珠璣巷。記得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位琵琶女,不是因“嫁作商人婦”而淪落天涯、悔恨終生麽?這位貴妃却不悔恨。在她看來,平淡的珠璣巷勝過充滿傾軋的深宮千倍萬倍。只可惜老天不公,她注定無法平淡。朝廷派軍追殺,一場浩劫將至。珠璣巷居民被迫開始“大轉移”,或者說是“大逃亡”。貴妃深感事情皆因自己而起,“一人做事一人當”,不能連累無辜百姓,于是投井自盡。後人同情她的遭遇,便在此井上建了座石塔,名爲“貴妃塔”。塔身所刻蓮花圖案,是貴妃心靈之寫照,也是曾經落脚于珠璣巷的漢族移民心靈之寫照。

  珠璣巷旁邊的沙水河,依舊不息奔流,流入北江,匯入珠江,奔向南海。告別了珠璣巷的人們,有的到了珠江三角洲,有的到了粵西粵東,還有的走出國門,成爲异鄉异客、海外游子。就像沙水河中的流水,雖然不復回,却未忘記源頭。“珠璣巷”三個字,成爲抹不掉的記憶,成爲一種情結,纏繞于他們及其後人心中……

                                                         2002年8月

  
尋訪古廣信

      我們總將歷史的變遷稱爲“滄桑”。而“滄桑”未見得都是“人間正道”,都值得稱頌,有的殘酷無情,甚至觸目驚心!譬如唐詩中屢屢出現的“樓蘭國”,就消失于歷史的“滄桑”之中。考古學家幾經艱辛,總算在茫茫黃沙中初步找出它的位置。還有“交河故城”,據說是《西游記》中描述過的車遲國都。名爲“故城”,其實只是一些黃土堆成的廢墟,游人到了那裏,除了看到凄凉之外,還可以聯想起當年車龍馬水的景像,應是不幸中之大幸。而《清明上河圖》中的北宋東京,則埋在現在的開封市地下,昔日的繁華,也只能從紙上去領略了。

  道是無情却有情。在文明遭到毀壞之時,總是遺下一些蛛絲馬迹,讓人們去尋覓,去發掘,去思索,去懷念,從而引出了一個又一個研究課題,誕生了一首又一首充滿幽情的詩篇。

  “廣信”沒有像樓蘭那樣寫入唐詩,其知名度也無法跟北宋的東京相比。它的湮滅,沒有引起多少人的追憶。在當今廣東乃至整個嶺南,除了少數歷史學者之外,大約無人知道,它是以漢武帝“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之“聖旨”命名的監察嶺南九郡的“交趾刺史部”所在地;也沒有人曉得,劃分廣東、廣西的“廣”,便是廣信。1996年,我們廣東省政府參事室開展古廣信文化考察乃至“嶺南文化古都”的論證時,也遇到不少懷疑的目光。

  從廣州出發,溯西江而上,大約四個鐘頭,便到賀江口,這裏是廣東西部的封開縣,是史書記載的古廣信之一部分(另一部分在廣西梧州)。張九齡開通梅關以前,人們從北方進入嶺南,大都取道湘江——灕江和瀟水——賀江,至今粵語還將所有道路稱爲“水路”。而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處的廣信,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他們的首選落脚點。溯賀江而上,到金花鎮一帶,有一條支流叫金花河,又稱廣信河,是當今唯一幸存的以“廣信”爲名的地方。據縣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說,這一帶已經發現的古文化遺址有數十處。其中最有名的是黃岩洞,它是一萬年前封開人的生活遺址,洞中發掘出的兩個晚期智人頭顱骨化石。後來,考古學家又在附近的峒中岩發現了更古老的人牙齒化石,距今大約14萬年,是廣東迄今發現的最早人類遺址。這麽一來,黃岩洞名氣便更大了。走進岩洞,可以親眼目睹古人勞作和生活的情景——這當然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杰作。距黃岩洞不遠,還有兩個岩洞,一個叫雙龍洞,一個叫白石岩,那是封開旅游勝地之一。在三個洞周圍的蓮都十裏畫廊,恍如一幅歷史長廊,又如一片飄渺仙境。舉目遠望,麒麟山和白馬山恰似兩條長龍,守護著這片寶地。但據當地傳說,它們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間守護龍珠的兩位天神。這龍珠,便是被稱爲“天下第一石”的大斑石,座落在廣信河邊。其實,封開的寶物多著呢,豈止一顆龍珠?將這麽多古老的和美麗的景物聚攏一起,我不禁折服大自然的造化。好一個“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大凡有著深厚歷史積澱的地方,都有帝王將相或者達官貴人的古墓。西安流傳著這麽兩句話:“江南的秀才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封開沒有出過什麽皇上皇下,歷任刺史州官也沒有留下什麽遺迹。境內比較有名的兩座古墓,長眠的是當地三位文化名人。其一是“將軍博士墓”,墓前原有石人石馬。“將軍”即陳欽,一位研究《左傳》的學者。既是學者,何以稱之“將軍”?原來陳欽在京城講學時,收了個學生叫王莽,此人後來篡漢稱帝,封“恩師”爲“厭難將軍”, 派到塞北的雲中。大約這個名稱聽起來怪不舒服,陳欽後來也死得很慘,人們便省去“厭難”兩字,只稱之爲“將軍”。“博士”則是他的兒子陳元,全稱“左傳博士”,可謂名副其實。設置此職也是陳元建議的,還跟反對派展開一場“御前辯論”,歷史上傳爲佳話。他後來急流勇退,回鄉講學。以《左傳》學爲主體的廣信文化,就是由這位“博士”開創的。古代不少看透官場的文人,總喜歡尋找一個遠離權力中心的地方,去研究那些有關權力鬥爭的學問,“山高皇帝遠”的廣信正是這麽一個地方,而《左傳》之學便是他們的最佳選擇。至東漢末年,在北方,曹操之輩金戈鐵馬、“慨當以慷”;在廣信,則聚集一群以交趾太守士燮爲首的研究《左傳》之學的文人隊伍。他們往返于交趾廣信等地,設館講學,客授生徒,成爲嶺南乃至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綫。他們的著作雖已蕩然無存,他們所開啓的文化之風,依然爲封開的山川增添著靈氣,依然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封開人。這裏的另一座古墓——“狀元墓”,便是一個見證。

  “狀元”即嶺南第一位狀元莫宣卿。他是唐代人,據說7歲開始作詩,頭兩句是:“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群?”17歲中狀元時又自咏:“羽翼高飛到碧霄,鵬程萬里豈知遙。”中國自古有“望子成龍”之說法,身爲男兒的莫宣卿却自稱爲“鳳”,此中有何奧秘?是否與嶺南文化之特性有關?我不敢妄言,待方家考證罷。莫宣卿的名字,在封開可謂家喻戶曉。與將軍博士墓之寂寞相比,狀元墓可算香火鼎盛。當地老百姓說,到狀元墓上香,能保佑子女學業暢順,考試中榜。是否如此,我是寧信其有。

  狀元墓附近有一勝景,名曰“神猴看榜”。一座酷似猴子的石峰,面對著平整的峭壁,默默凝視。據傳說,莫宣卿高中狀元之時,這裏鑼鼓喧天,七星大山的猴子也紛紛來看熱鬧。其中一個猴子面對著狀元榜,不肯離開,天長日久,竟變成一座石猴。我聽說過曾經大鬧天宮和降魔除妖的石猴,沒想到在封開還有另一個石猴,它幷不打打殺殺,而是聚精會神看榜。如此執著,如此恬靜。這是嶺南的石猴,廣信山水孕育的石猴,廣信文化哺育的石猴。

  對于文化,歷史終究是有情的。

                                                          2002年8月


高凉山斷想

  高凉山,顧名思義,又高又凉。1999年初夏,我們應高州市市長盧方園邀請到那裏考察,登上此山,凉風習習,暑氣頓消,可見“凉”字名副其實。“高”則未見得,究竟海拔多少米,我沒有查過,反正附近比它高的,大有山在。古人雲:“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此山無仙,却有一位女神或者說是一位歷史名人,那就是冼夫人。

  對于冼夫人,我自幼耳熟能詳。我家鄉信宜過去屬高州府,冼太廟林立,每年農曆十一月二十四日冼太誕辰,人們都到廟裏上香致祭。鄉間還流傳著許多關于冼夫人的故事,說她武藝超群,伏鬼降魔。不過,人們之所以崇拜冼夫人,更重要的,是她使俚人與漢人和睦相處。這自然離不開她與高凉郡太守馮寶的婚姻。這段婚姻可以說是“政治婚姻”,與昭君出塞可以說有某種相似之處。不過,冼夫人是叱咤風雲的俚人首領,而非“嘆息別故鄉”的王昭君;她與馮寶結婚,是讓馮寶到她家鄉落戶。這麽說來,倒是馮寶“嫁”給冼夫人,與出塞的王昭君有幾分相似了。作爲高凉郡太守兼男人大丈夫,馮寶不管什麽“三從四德”,尊重冼夫人的意願,達成這段婚事,本身難能可貴。在高州城冼太廟的後面,有一座馮公廟,供奉著馮寶與冼夫人的塑像,當地群衆稱之爲“和合神”。青年男女婚姻上遇到不順心之事,或者一家兩口産生矛盾,據說只要到“和合神”前傾訴,便可得以化解。可見在群衆心目中,他們的婚姻是十分美滿的,既是兩人的結合,也是兩個民族的結合,是民族團結的象徵。有了這一結合和兩人的合作,在中央政權像“走馬燈”般更迭的梁、陳、隋三朝,高凉郡及其周邊地區始終保持安定。

  廣東歷史上不少著名人物,其實都沒有留下“大名”。比如珠璣巷中石塔所紀念的貴妃,到底姓胡還是姓蘇,至今還是個謎。冼夫人叫什麽名字,其故里在何處,也一直未有定論。不少人認爲高凉山一帶就是冼夫人故里及其活動的主要地方,也有人持不同意見,或認爲在今電白,或認爲在今陽江。即使如此,古往今來,許多文人照樣到此發懷古之幽思,拜謁山上的冼太廟,留下不少充滿激情的詩文。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高凉山冼廟詩》,詩中寫道:“廟貌空複存,碑版漫無辭。我欲作銘志,慰此父母思。”大約是因爲資料不全,考究不易,他沒有了此心願,留下一個遺憾。好在這首詩流傳下至今,足已告慰冼夫人在天之靈。

  我們站在山上,展目鬱鬱葱葱,細聽泉聲清脆,心情格外清爽。山是綠的,大地是綠的,清風是綠的。這是濃濃的綠,充滿生機的綠。人站于此,心也綠了。我想,當年馮寶之所以願意落戶于此,除了歷史使命感之外,大約也是被這裏的綠所吸引罷。跟他北方的老家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那裏是戰火和黃土,這裏是綠色的海洋。綠和愛是連在一起的。他得到了綠,也得到了愛。綠色,既造就了這裏俚人的性格,也造就了這裏漢族移民的性格,造就了俚人和漢人的和合。我忽然聯想到“天蒼蒼,野茫茫”的塞外。在古代,那裏和嶺南都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中原人貶稱之爲“北狄”與 “南蠻”。秦始皇在北方修築一條萬里長城,在南方則開鑿一條靈渠,這兩項巨大工程之本意,是爲了鎮壓“北狄”與“南蠻”。到頭來,長城未能抵禦“北狄”之鐵蹄,靈渠却溝通了“南蠻”之文化,當然是他始料不及的。這位曾經“焚書坑儒”的暴君,當然不會懂得南北兩地土著民族文化意識之差异,不會理解被稱爲“南蠻”的嶺南土著如何渴望民族和合。冼夫人與馮寶之結合傳爲佳話,不正是這種“和合”的文化意識之弘揚嗎?他們戎馬征戰,所征討的多半是搞分裂的,不管是漢人還是土著。孔夫子提倡“和爲貴”,這位出自山東的聖人大概不曾預料,自己這一學說會在千里之遙的嶺南大地開花結果,成爲珠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高州是遠近聞名的水果之鄉。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香蕉林、龍眼林,匯成綠色的海洋。這既是改革開放以來全市人民重視發展綠色農業經濟的成果,也是世世代代高州人愛護綠色、愛護和平的成果。距市區不遠有個“貢園”,園中生長著一片超過千歲的荔枝林。樹幹格外蒼老,有些已經乾枯,有些已經開裂,却依然源源不絕地將來自大地的養料向上輸送,使得青枝充滿生機,綠葉無限青翠。我驚嘆荔枝樹的生命力,更佩服當地人們對它的珍惜和愛護。是的,即使荔枝樹生命力再强,也無法抵禦鐵蹄踐踏,戰火煎熬。如果沒有熱愛綠色、熱愛和平的人們,何以保證這些荔枝樹不毀于一旦?傳說,楊貴妃吃的荔枝,就是從這裏摘下送去的。是否如此,暫無證據。我猜想,可能是百姓擔心這片荔枝林遭受傷害,才借助于傳說使它們神聖起來。倘若如此,可謂用心良苦。不過楊貴妃身邊有個高力士,確是地地道道的高州人。他向唐玄宗和楊貴妃推介高州荔枝之美味,惹起楊貴妃的濃厚興趣,由此引出“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故事,從而這片荔枝林被欽定爲“貢園”,似乎頗合情理。只是人們總對查無實據的楊貴妃吃高州荔枝而津津樂道,對于高力士這位推介者則似乎不太願意提及。大約因爲楊貴妃是“四大美人”之一,而高力士是個曾經爲李白脫靴的宦官罷。楊貴妃生前被稱爲“千歲”,但她只活了37個年頭。而這片荔枝林,直到今天,依然生機勃勃,依然開花結果,它們才是真正的“千歲”呢。想到此,吟詩一首:滄桑百變未蒙塵,老幹新枝集一身。閑說當年妃子笑,回看千歲是何人?


                                                     2002年8月

  
臺灣散記

  暢游美麗的寶島——臺灣,是我多年的心願。

  2001年9月19日,這一心願終于實現了!應臺灣中港文化協會的邀請,廣東省文史研究館文化交流團飛越海峽,到達對岸。

  訪台期間,我們與當地書畫家一起即席揮毫,切磋藝術;到新竹社會教育館等單位座談,增進相互瞭解;參觀了不少風景名勝,會見了許多親朋故舊,結識了一批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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