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溯源探新論粵語
粵語源流考
一、從“粵”字談起
粵語以“粵”命名，廣東也簡稱爲“粵”。這個“粵”字，究竟是什麽意思？
查《說文解字》：“粵”者，“虧也。”這與粵語，與廣東，毫無關係。此義項今已不用，連《辭海》也未收。
廣東之所以簡稱爲“粵”，是因爲古代曾系“百粵之地”。“百粵”是個音譯詞，又寫作“百越”。曾有人認爲：“粵”(越)指少數民族，“百”則意味著多。例如《通考·輿地考》：“越以百稱，明其族類多也。”其實，在古代，不管是廣東土著還是中原漢人，都不可能對民族作出科學的區分，當然不可能將廣東土著分爲若干個民族。筆者認爲，“百”跟“粵”一樣，都是個譯音，與“一百”中的“百”沒有關係。“百粵”乃是古代嶺南土著的自稱，跟今天的壯族自稱Bouxdoj(布壯)有點兒相似。而漢族，則稱爲Bouxgun(布官，即官族)。Boux(布)是壯語對各民族稱呼中的第一個音節，意思相當于“族”或“人”。Boux(布)與“百”讀音相近，古代譯爲“百”是有可能的。除壯語外，傣族、布依族語言也有類似的說法，如“布依”本身就是個民族自稱，其讀音與“百粵”接近。因此，“百粵”的意思是“粵族”或者“粵人”。
那麽，粵語是粵人的語言麽?或者說，粵語是從古百粵語演變而成的麽?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爲在古代，那些古粵人的各部落是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的，在生産極端落後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部族，也不可能形成一種統一的“古百粵語”。有一些學者舉出今天粵語與壯語中一些相互通用的口語詞，如“”(壯語dieg，地方)“恁”(壯語naemj，思考)，“” (壯語sai，浪費)，認爲這說明兩種語言的“母體曾經發生過相互混合的階段，然後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繼續發展。由此證實粵語的形成跟古越語(準確地說是跟“古百越語”)本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見李敬忠：《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這種推斷似乎難以成理，因爲這種相互通用的詞語數量幷不多，而且多半可以從古漢語中找出它們的來歷(例如“恁”“”，在《集韵》中便可找到。詳見白宛如《廣州話本字考》）。何况，使用這類口語詞的幷不僅是粵語和壯語，連客家話裏也有，但誰也沒有認爲客家話形成跟古百粵語有什麽重要關係。在今天的粵語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語詞，但是，是否能據此而認定粵語與英語有什麽淵源呢?當然不行。薩丕爾指出：“語言象文化一樣，很少自給自足。”(《語言論》)粵語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從其他方言和語言中吸收一些因素，但這决不能作爲它來源的依據。粵語雖然以“粵”命名，却跟古“百粵”的語言沒有親緣關係，它不是古粵地的土産，而是漢族移民從中原地區帶進來的。
二、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
粵語到底怎樣形成的呢?從漢人大規模入粵最早的歷史來考察，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
據考古發現，大約從西周時代開始，嶺南粵人與中原漢人就有來往。不過，由于有五嶺之隔，這種來往極爲有限。到了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曾派兵南征百粵，但究竟打到哪里，史無記載。有記載的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西甌(西江一帶)粵人反秦，朝廷發五十萬大軍征討，兵分五路：“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見《淮南子·人間訓》)這裏所記的“鐔城之嶺”，指今廣西越城嶺；“九疑之塞”，指今湖南寧遠縣南；“渠”，即靈渠。這兩支軍隊開通靈渠再經灕江、賀江而進入嶺南，靈渠將湘江與灕江溝通，從而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歷史上第一條主要通道。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戰爭告一段落，秦又“謫徙民五十萬戍之”(雍正《廣東通志》)。這五十萬人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因爲直至東漢時統計，嶺南各郡的人口還很少超過十萬的，在秦始皇時代就更是地曠人稀。這一大批漢人“徙民”的到來，足以改變嶺南粵人的“一統天下”的局面，隨之漢語便由此而被帶入嶺南。這五十萬“徙民”當時究竟定居何處?衆說紛紜。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時的番禺(今廣州市)一帶，仍是粵人的天下。秦末，漢人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基本上是粵人，就連趙佗本人，也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慣及其語言，把自己异化成粵人以便于統治。如果不是粵人勢力十分强大，他就不會那麽做。但是，在西江的中部，那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經過秦兵的一番征討，那裏的粵人大都逃散，從而成爲漢人填補及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由此推之，這五十萬“徙民”多數定居于西江中部，而中原漢語也就首先傳播于西江中部。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滅南越國，將嶺南分爲九郡：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同時又設立“交趾刺史部”，以便于統治這九郡，治所最初設在贏 (今屬越南)，但不久又遷至西江中部蒼梧郡治廣信。此後三百年間，廣信一直是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到了東漢，交趾刺史部改爲交州，其治所也在廣信。那麽，廣信在何處?羅香林先生指出：“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今天的封川只不過是封開縣的一個小鎮，而在漢朝，它却做過三百年的嶺南首府，這是了不起的，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歷史就是如此。君不見：千百年滄桑之變，有多少古代重鎮甚至易爲平地。一個嶺南首府變爲小鎮又何足爲奇呢?今天我們可以乘火車或汽車直抵中原，然而在唐代以前，中原漢人進入嶺南主要的還是靠靈渠這條通道。漢初，陸賈兩次出使南越國，走的都是這條水路；直至唐初，宋之問被貶到瀧州(今羅定)，走的也是這條水路；就連主持開鑿大庾嶺“橫浦之道”的張九齡返回曲江，也經灕江兜個大彎，《巡按自漓水南行》一詩便是佐證。廣信地處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達南寧，在嶺南不少地方仍在粵人控制之下的時代，確是戰略要地。由于漢族移民大批定居于西江中部，因此這一帶的開發、漢族文化及其語言的傳播也必然早于粵中、粵東、粵北各個區域。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蒼梧郡人口爲14萬多，南海郡只有9萬多人，南海郡包括今廣東省懷集以東大片地區，面積比蒼梧大，而人口却比蒼梧少三分之一，因此，以廣信爲嶺南首府，雖未必稱得上“最佳選擇”，却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從秦至東漢這段漫長的歲月，西江中部一直是嶺南漢族移民的主要地帶。這些漢族移民將中原的文化、語言帶到這裏，生根，開花，結果，是經歷過一段漫長的道路的。羅香林先生指出：“漢人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當時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學術表現，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例如，漢代著名學者、王莽的老師陳欽，被稱爲“嶺南儒宗”的陳元，我國最早的佛學者牟子，都是廣信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過《春秋經注》、《公羊傳注》、《穀粱傳注》的大學問家士燮。他祖籍在山東，王莽亂世時遷入嶺南，定居廣信，成爲當時當地的望族，至士燮是第六代。以上所有這些名人，他們在傳播漢族文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隨著漢族文化的傳播，漢語也就在這一帶流行開來。由于廣信一帶遠離中原，交通不便，這些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後，他們使用的漢語也就逐漸偏離了中原漢語的發展軌迹而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點，遂形成了早期的粵語，即粵語的雛形。
三、粵語的發展及其中心的轉移
語言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東漢末年，封建勢力群雄割據，曹操、劉表、孫權三大政治勢力都企圖控制嶺南。先是劉表私自委任部將吳巨爲蒼梧郡太守，據此扼住交州的中樞；而曹操則以東漢朝廷的名義委任士燮“董督七郡”，藉以與吳巨抗衡。赤壁之戰後，曹操退守中原，孫權便趁機派遣步騭率軍從湘桂水道南進，擊敗了吳巨，奪取了廣信。士燮迫于形勢，宣布歸附東吳。步騭繼續沿江東進，攻下番禺(今廣州市)。爲了避開士燮的勢力，鞏固孫吳政權的後方，他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將交州州治從廣信遷至番禺。從此廣信作爲嶺南首府的三百餘年歷史宣告結束。
但是，番禺地理位置偏東，難以控制交州西部的廣闊地區，爲了便于治理，東吳于永安七年 (264年)將嶺南分爲交、廣二州。交州轄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州治龍編(今河內)；廣州轄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州治番禺。
番禺成爲州治之後，漢人的勢力便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擴展。但是，直至晋朝，“廣州南崖，周旋六千餘裏，不賓服者乃五萬餘戶，至于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晋書·陶橫傳》)此後于永嘉年間，中原晋王朝發生了“八王之亂”，繼而又“五胡亂華”，導致中原漢人大規模南遷，使嶺南漢族移民數量激增，從東晋時起一直至唐代，朝廷一直推行“以俚治俚”的政策，大量敕封當地粵人爲公、侯，官至將軍、刺史、太守、縣令等等，客觀上有利于漢民和粵民的進一步融合。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漢族的文化及語言就從西江中游不斷地向東傳播。粵語便逐漸成爲西江流城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這裏有一點必須强調，中原地區從“五胡亂華”起，受北方游牧統治達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漢語內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比之下，嶺南漢人所使用的粵語倒是較多地保留著魏晋年間中原漢語的面貌。唐代詩人張籍的《元嘉行》中就這樣寫道：“南人至今能晋語。”這樣看來，粵語與中原漢語的距離拉開，主要是中原漢語本身變化所致，當然，粵語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粵語的影響，但這畢竟是次要的。
正因爲粵語從其形成之時起便較多地保存著南北朝之前中原漢語的面貌，因此，當它擁有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這麽一片通行區域之後，便拒絕接受北方漢語的進一步同化。這種情况，突出地表現在它對客家話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客家人進入嶺南，大約始于唐朝“橫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時形成高潮，那時嶺南原有漢族移民的勢力已經十分强大，幷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及西江兩岸平原等經濟較爲發達的地區。因而新從中原遷來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嶺南山區。本來，客家話在當時要算是較爲標準的中原漢語，可是它傳入嶺南之後，已經無法進一步同化已經形成自己特點的粵語了，相反地，有些客家話地區後來則受到粵語的滲透，成爲“雙方言區”，甚至變成粵語區。由此可見，到了唐宋時期，粵語已經發展成爲一支具有顯著特點的漢語方言，幷且形成了以番禺(廣州)爲中心，以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爲基礎的一種通行語言。
四、餘論
方言的分布，一般說來跟它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有弄清了粵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我們才能對它的分布作出一個科學的分析；而分析今天粵語的分布情况，亦可印證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由于粵語在西江中部形成，後又借西江流域而向東西擴展(沿江而下至廣州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溯江而上至廣西的南寧)。因此西江一帶的粵語一直保持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而遠離西江的地區，語音就有較爲明顯的差异。例如地處西江中部的封川(即古廣信)及梧州與廣州距離較遠，但這一帶粵語與廣州話的差异很小；相比之下，地處廣州不遠的臺山、開平等地的粵語與廣州話的差別就很大；就連屬于廣州郊縣的增城，其語音與廣州話的差异也不小。這就說明，粵語各次方言的分布與西江有著明顯的關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將粵語分爲粵海、邕潯、高陽、四邑、勾漏、欽廉等幾個片，這一分法是值得商榷的。如“勾漏片”，其中屬于西江中部的德慶、郁南、羅定、封開(除開建一帶)，語音比較一致，都接近廣州；而遠離西江的玉林、北流、容縣、蒙山等地，其聲韵調配合關係就各有不同，以精、清、從母爲例。玉林、北流、容縣念爲t、t‘，蒙山念爲θ，德慶、郁南與廣州念爲ts、ts‘。因此，將這些市縣的粵語劃爲一片是說不過去的。至于“高陽片”，據筆者調查，也是不能成立的。關于這一點，在筆者的《信宜粵語的文白异讀》(載《語言研究》1990年第二期)一文中已有詳述。這裏再補充一點，據熊正輝先生《廣東方言的分區》所述，劃分這一片的根據是“古心母字是否讀聲母”，然而，筆者作了個統計，在茂名、高州、信宜話中，由聲母所組成的音節僅占全部音節的4％，其他音節絕大多數跟廣州話差別不大(這一帶還有個聲母，但這個聲母“廣府片”一些地區也有，不成其差异)，因而，對語言交際無多大影響；而陽江與廣州兩地，語言交際就有困難，就連陽江與高州兩地的人員來往，其語言交際也有困難。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有無聲母，而在于它的聲韵調配合關係與廣州話、高州話有較大的差別，它的八個聲調的調值與廣州話、高州話無一個相同。從地理位置上看，信宜和高州距西江不遠，歷史上與西江中下游交往較多。如信宜一帶，漢代曾屬西江中部的端溪縣(今德慶縣)，直至唐初，仍歸瀧州(今羅定)管轄，因此語言便受到西江一帶的影響，與廣州話差別較小。而陽江則遠離西江，歷史上跟西江中下游極少交往，其語言就與廣州話拉開了距離，形成了有別于廣州話的較多特點，因此不應把高州、陽江兩地的粵語劃爲一片。
那麽，粵語內部各次方言究竟怎樣劃分較爲合理呢?
如果從歷史的資料來考察，或從它的形成及其發展的角度來考察，筆者認爲可以把它分爲以下三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以廣州話爲中心，以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兩岸的縣市話語爲基礎，這是粵語系統中最爲通行的主體方言。這個主體方言語音詞彙比較一致，其共同點較多，各地人員來往用方言交談，語言上暢通無阻。必須指出，這個地域的粵語最爲典型，且在唐宋時期已經形成，因而粵語系統必然以珠江或西江流域的方言作爲主體。第二層次是珠江或西江流域的外圍或邊遠地區，其中包括東莞、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新興、雲浮、羅定等，還包括粵西走廊如信宜、高州、化州、吳川一帶，也包括廣西東南部一些縣市如岑溪、容縣、玉林、南寧等地。這些縣市的方言與廣州話比較起來，雖然有著各種不同的特點，但語音、詞彙的共同點仍然比較多，可以說是“大同小异”。跟廣州人用方言交談，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話，是屬于粵方言系統中多種類型的次方言。第三個層次是非珠江或西江流域的粵語片，其中包括粵中的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還有陽江、陽春等縣市，另外還包括廣西南部合浦（廉州）和靈山部分鄉鎮等一小片。這一非西江流域的粵語，無論在語音方面或詞彙方面，都跟廣州話有較大的差別。雖然同屬于粵語這個系統，但廣州人却很難聽懂，甚至根本無法聽懂。另外，根據地理位置和方言上的差异，我們還可以把非西江流域的粵語大致上分成三小片，即：四邑片、兩陽(陽江、陽春)片，廉州片。這三個小片的方言各自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語音、詞彙各片差別很大，片與片之間根本無法通話，但是它們却是同屬于一個粵語系統。
以上三種情况，筆者只是根據歷史上有關資料及今天通話的程度作出初步的勾勒，幷沒有深入各地作詳細的調查，因此只能提供參考。不過，這裏必須說明，語言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由于經濟的發展，交通和資訊的發達，科學的進步，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員交往日益頻繁，各地粵方言相互之間的差异，肯定會漸漸縮小，吸收廣州話的因素必然會越來越多，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與葉國泉合作）
1993年12月
封開粵語全濁塞音聲母初探
封開縣由原封川和開建兩縣合幷而成，兩地方言同屬粵語，但其聲、韵、調有較大的差异。封川話(以羅董音爲標準)在聲母方面的顯著特點，是有全濁塞音［b］［d］［g］。本文試就此作一初探。
一、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與《切韵》之關係
先看《封開縣志〈語言篇〉》中的例字：
［b］包本婆別 ［d］多黨桃洞 ［g］哥根葵共
其中包括《切韵》古全濁塞音幷、定、群母字和古清塞音幫、端、見母字。古幷母與幫母字都讀爲［b］，古定母與端母字都讀爲 ［d］，古群母與見母字都讀爲［g］。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封川話沒有［p］［k］，有 ［t］但不是來自古端母而來自古精母，例如“左”(to)、“最”(tui)、“作”(tok)。因此《切韵》古幫、端、見母都讀爲全濁塞音，與古幷、定、群母合流。
這在粵語乃至漢語各方言中都是罕見的。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廣東粵語各次方言中，保存全濁塞音聲母的只有四邑話與化州的下江話。四邑話有一種帶濁塞音的鼻音聲母［mb］［nd］［g］，它們顯然來自古明、泥、疑母，與古幷、定、群母無關。化州下江話據何科根、李健的調查，有［b］［d］而無［g］(見《化州話及其聲韵調特點》，梁猷剛《化州話的d》則認爲化州話“有［d］無［b］”)。何、李兩位先生又指出：“化州話的b、d幷不是來自古全濁聲母幷、定(幷、定已隨粵方言濁音清化整個大勢演變而爲相應的清音)，而是來自古清音聲母幫、端。”由此可見，在廣東粵語各次方言中，較爲完整地保存古全濁塞音聲母系統的，只有封川話。
二、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原因
對于漢語方言中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許多方言專家都認爲是少數民族語言影響所致。例如上述何、李兩位先生的論文就認爲：“化州話濁塞音聲母［b］［d］，産生的原因，是受了壯侗語族的影響。”是否這樣，筆者未作調查研究。但就封川話的全濁塞音聲母而言，却未發現跟壯侗語族的影響有什麽關係。封開縣境內的標話便屬于壯侗語族，它的聲母中幷沒有全濁塞音。它本身沒有的東西，又何以影響別的語言?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筆者認爲對于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原因，應分開兩方面來探討：
其一，古幷、定、群三母讀爲全濁塞音，這一點與《切韵》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切韵》音系的保留。
其二，古幫、端、見三母讀爲全濁塞音，與《切韵》音系不同，是否也是古音的保留?筆者認爲也是古音的保留，是《切韵》之前的古音的保留。因爲語言學界已經公認，“濁音清化”是漢語各方言聲母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之一。幫、端、見三母在《切韵》讀爲清音，如果封川話由于受到別的語言(例如壯侗語)影響而演變爲濁音，那就不是“濁音清化”而是“清音濁化”了，這是不大可能的。根據“濁音清化”的規律，是否可以這樣推斷：在《切韵》之前的音系，全濁塞音聲母可能比《切韵》音系發達，可能有過幫幷、端定、見群合流的情况，而封川話古幫、端、見與古幷、定、群同讀爲全濁塞音，正是這種情况的保留。
三、從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看粵語之形成
正因爲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是《切韵》以及《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斷：在《切韵》編纂之前，大約是漢至南朝這一時期，中原漢語就已經傳入封川，幷逐漸偏離中原漢語發展的軌迹而形成爲一種方言，其表現之一，就是它的全濁塞音聲母沒有經歷“清化”的過程。因此，從今天的封川話，我們可以窺見早期粵語的某些面貌。
爲什麽早期粵語會形成于封川一帶?爲什麽今天的封川話仍保持著早期粵語的某些面貌?這就要從封川的歷史地位和地理位置來分析。封川古稱廣信，在兩漢時期曾是管理嶺南諸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和“交州”州治；在地理上，它處于西江與賀江、灕江匯合之處，在大庾嶺古道開通之前，中原漢人入粵主要經靈渠、灕江和賀江這兩條通道，封川一帶自然成爲他們的主要落脚地。同時，封川又是嶺南人類最早的生存與發展之地，古百越文化較爲發達。中原文化和語言，也就首先在這塊地方傳播幷與古百越文化、語言融合，形成具有嶺南特色的文化和粵語。但在大庾嶺古道開通之後，它的地位又逐漸失落，與外界的聯繫逐漸减少，其語言也就較多地保存著早期粵語的面貌。筆者與葉國泉先生在《粵語源流考》一文中認爲，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也就是古廣信一帶；形成的時間始于漢代。封川話保存古全濁塞音聲母的事實，可從語音方面印證這一結論。
１９９６年８月
粵語起源地新探
一、粵語是中原漢族移民帶來的
漢語是漢人的語言，粵語却不是粵人的語言。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荒唐，然而事實如此。
衆所周知，廣東在秦代之前屬于“百越之地”。“百越”乃漢語音譯，又寫作“百粵”，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稱。其構詞方法是通名在前，專名在後，意爲“越(粵)人”。從這一語詞可看出，那時候廣東人的交際用語是與中原漢語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語”。但“百越語”究竟是什麽樣子，現在已經難以考證。唯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漢語因素，例如“六建”“六賀”“六謝”“六吟”中的“六”（山沖），“那務”“那霍”“那錄”中的“那”（田），“羅鏡”“羅龍”“羅沙”中的“羅”（山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名的構詞方法，也是通名在前，專名在後；同時，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裏的人已經完全不曉得，也就是說，這些地名中的非漢語因素在當地今天的粵語中已經不使用，恰好證明今天的粵語跟古百越語沒有繼承關係。
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在他的著作《語言地理類型學》中，將全世界的語言分爲兩大類：一類是牧畜民型語言，另一類是農耕民型語言。印歐語屬于前一類，而漢藏語則屬于後一類。牧畜必須在大片草地上展開，大規模的區域遷移經常發生，牧畜型語言也就隨著這種遷移而帶到其他地區；農耕民靠小塊土地而生活，其語言發展方式則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語言緩慢地同化周圍的語言。
縱觀漢語漫長的發展歷程，雖然也不乏較大規模的區域遷移，但這種遷移幷非由于游牧而多半是由于戰爭，因此其發展方式仍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語言緩慢地同化周圍的語言”，這一文明中心就是黃河流域。據邢公畹等先生考證，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即堯、舜時期，黃河流域就發生了一場以中原爲中心、在空間上向周圍、在時間上向後世擴展的“夏語化”運動；到西周時期，進而形成以夏語原産地——秦晋的方言爲標準音的“雅言”(見《漢藏語系研究和中國考古學》)。黃河流域之所以成爲文明中心，跟“夏語化”運動有著極大的關係。正是由于這種原因，當今的漢語各大方言之間儘管千差萬別，却總可以發現它與黃河流域的某種淵源。作爲漢語七大方言之一的粵語，便是如此。雖然它從古百越語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總體來看與古漢語有著更密切的淵源，有些語音和詞彙，在今天中原漢語已經失傳，在粵語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漢語中的入聲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漢語中已不復存在，而在粵語中就完整地保存著。由此可見，粵語雖然以“粵”命名，却非由古“粵人”的語言演變而成，不是古粵地的“土産”，而是從外地“引進”的，是漢族移民帶來的。
二、粵語形成于古廣信一帶
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原漢人南移，發生于秦統一中國之際。公元前223年，秦國 60萬大軍攻滅楚國，便將大軍駐扎于五嶺，準備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西江中部的“西甌國”起兵反秦，秦始皇派50萬大軍征討。又派史祿在海陽山開鑿靈渠，將湘江與灕江溝通，以保證軍事上的運輸。靈渠便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第一條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戰爭告一段落，秦“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史記·秦始皇本紀》)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集解》)這50萬人，便是第一批漢族移民。
在秦始皇時期，嶺南各郡地曠人稀。直至東漢時的統計資料，南海郡也只有9萬人。因此，遷入50萬人，足以改變嶺南越人“一統天下”的局面。有些學者提出質疑，認爲一下子遷入那麽多移民絕無可能。但我們知道，大移民是秦滅六國之後爲了鞏固政權而實行的一項重要措施。秦始皇既然可以將12萬戶豪富遷徙到咸陽以及巴蜀，又將內地大批罪人遷徙到河套以及甘肅一帶，那麽，完全有可能將大批中原漢人遷至嶺南。雖不一定有50萬那麽多，但也肯定爲數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遷徙，其目的主要在于鏟除六國的地方勢力，因此這些移民不可能來自與嶺南比鄰的楚國，而多半來自中原或北方各國。由于他們是成批遷入，所以到達嶺南之後，能固守原有的文化習俗以及語言，因而成爲嶺南最早的“雅言”傳播者。
這批移民主要落脚于何處?史書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番禺即今天廣州一帶，仍是百越的天下。因爲直至秦末，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時，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均是百越。就連趙佗本人，也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慣及其語言，將自己异化成百越，以便于統治。如果不是漢族移民的人數太少，百越的勢力太强大，他就不會那麽做。西江中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爲西甌人首先起來反抗秦始皇的統治，秦兵攻擊的目標也就集中于這個地區，而經過秦兵的征討，原來居住在那裏的百越大都逃散，從而成爲漢族移民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同時，在那個時代，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由于五嶺之隔，主要靠水路，除靈渠外，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富川的嶺口修築一條新道，將瀟水和賀江聯結起來。這樣，賀江與灕江就成爲南北溝通的兩條主要通道，而賀江、灕江與西江交匯之處，也就成爲中原移民首先落脚之地。據《漢書》記載，到東漢時，地處西江中部的蒼梧郡的人口有 14萬，而南海郡只有9萬。這個曾經歷戰亂的地區，不但沒有變得一片荒蕪，反而人口密集遠遠超過南海郡，如果沒有大批漢族移民補充，是不可思議的。
大批漢族移民定居的結果，是使西江中部成爲嶺南最早的漢文化傳播基地，也就成爲嶺南最早的“雅言”傳播基地。漢武帝平定南越國之後，將監察嶺南9郡的“交趾刺史部”設于西江中部的蒼梧郡治廣信；東漢在嶺南設置交州，州治也在廣信。廣信也就成爲當時嶺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漢族移民在這個地區取得了統治地位，作爲文明程度較高的征服者，其語言也就成爲優勢語言。當地土著將漢語作爲第二語言來學習、來掌握，“雅言”也就在這一帶逐步流行開來。
從東漢末年起，中原經歷300多年的戰亂，導致中原漢人更大規模南遷，嶺南漢族移民人數激增。這些漢族移民南遷的途徑，雖然各有不同，但靈渠作爲主要通道的地位幷未改變。雖然東吳政權已于公元217年將交州州治從廣信搬到番禺，但西江中部作爲漢族移民主要聚居地的地位幷未失落。因此，經歷兩次移民浪潮之後，中原文化和語言，首先在這塊地方傳播幷與百越文化、語言融合，從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五胡亂華”之後，中原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長達270多年，其語言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雅言”幾乎蕩然無存；而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沒有經歷這場衝擊，也就較多地保存著“雅言”的面貌，從而跟中原拉開了距離，成爲漢語的一種方言，這就是早期的粵語。由此可見，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古廣信一帶。
三、從封川話看早期粵語的面貌
方言的形成直接影響著它的分布。反過來，分析方言的分布情况，也可以印證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由于粵語形成于西江中部，後沿江而下向珠江三角洲擴展，因此，西江中下游一帶的粵語一直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而遠離西江的地區，如“四邑”(臺山、開平、恩平、新會)、陽江等，語音差异就較爲明顯。就拿封開縣的粵語來看，南片講封川話，北片講開建話。這兩種次方言雖然同屬粵語，但其聲、韵、調有較大的差异，基本不能通話。封川屬古廣信縣地，地處西江邊上，因此這一帶的粵語與廣州話差异幷不大；而開建話跟廣州話就有較大的差异。
下面是《封開縣志》所載的封川話音系(由于封川鎮的粵語受廣州話影響較大，故以羅董音爲標準)：
(一)聲母：
b 包本婆別 p’ 怕跑潘朴 m 馬毛門木
f 飛風火訓 d 多黨桃洞 t 左走曾宗
t’ 偷痛草切 n 糯腦南農 1 來漏爛落
q 歌根葵共 k’ 開口看曲 h 蝦香河雄
ts 紙張綢著 ts’ 吹抽春出 s 書手傷叔
鋤三坐罪 愛嘔烟黃
(二)韵母：
1.單韵母6個：
a 壩亞 o 多可 e 姐寫 i 資醫 u 布土
y 女住
2.複韵母11個：
ai 拜界 au 包交 u 報好 ou 頭酒 ia 也
ie 野夜
ua 瓜話 uo 果禾 ue 鶏貴 uai 怪懷 ui 來水
3.鼻音韵母19個：
am 膽蠶 om 感林 im 鐮鹽 yom 音飲
an 炭餐 n 賓貧 in 天建 in 因恩 un 真斤
a 彭生 燈肯 幫江 e 病聲 o 東風
i 想章 i 英形 io 容用 ua 橫 五吳
4.入聲韵母15個：
ap 塔鴨 p 合習 ip 接業
at 達八 t 筆不 it 一 ut 七出
ak 百客 k 北黑 ek 席石 ok 木局
ik 略藥 ik 益易 iok 肉玉 uak 劃
(三)聲調：
陰平 55 科花追高天方甘冬
陽平 24 婆梅橋流田黃名窮
陰上 35 苦彩巧九顯引想桶
陽上 13 坐買舅淡近冷兩重
陰去 53 過布最叫戰奮唱送
陽去 22 話度累道電亮共用
上陰入55 汁濕職筆一德福曲
下陰入43 塔接割鐵却桌百尺
陽入 22 雜十杰月賊食石俗
上述可見，封川話具有粵語廣府話的基本特點：在聲母方面，沒有翹舌音，“見”組讀爲牙音（舌根音）；在韵母方面，保留著鼻音韵母［m］和全套入聲韵母：［p］［t］［k］；在聲調方面，上聲與去聲均分陰陽，入聲則分爲上陰入、下陰入和陽入，等等。事實上，封川人與廣州人在通話上沒有多少障礙。《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卷)》中“粵語”一條將它劃人“勾漏片”，是不符合實際情况的。
然而，封川話與廣州話也有相异之處，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它的聲母中保存著全濁塞音［b］［d］［g］。從其例字看，既有《切韵》古全濁塞音幷、定、群母字，也有古清塞音幫、端、見母字。順便說明：封川話沒有［p］［k］，有［t］但不是來自古端母而來自古精母。因此，古幷母與幫母字都讀爲［b］，古定母與端母字都讀爲［d］，古群母與見母字都讀爲［g］。
這種情况，從交際通話來看，不會帶來多少障礙；而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却值得重視。因爲在今天的粵語，甚至在漢語各方言中，如此完整地保存著全濁塞音聲母的，實屬罕見。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廣東粵語各次方言中，保存全濁塞音聲母的只有四邑話與化州的下江話。四邑話有一種帶濁塞音的鼻音聲母［mb］［nd］［ng］，它們來自明、泥、疑母而不是古幷、定、群母。化州下江話據何科根、李健的調查，有［b］［d］而無［g］(見《化州話及其聲韵調特點》，梁猷剛《化州話的d》則認爲化州話“有［d］無［b］”)。何、李兩位先生又指出：“化州話的b、 d幷不是來自古全濁聲母幷、定(幷、定已隨粵方言濁音清化整個大勢演變而爲相應的清音)，而是來自古清音聲母幫、端。”而封川話不但保存著［b］［d］［g］，而且跟古幷、定、群母相對應，也就十分值得研究了。
對于漢語方言中全濁塞音聲母的産生，許多方言專家都認爲是少數民族語言影響所致。例如上述何、李兩位先生論文就認爲：“化州話濁塞音聲母bd，産生的原因，是受了壯侗語族的影響。”是否這樣，筆者未作調查研究。但就封川話的濁塞音聲母而言，却未發現跟壯侗語族的影響有什麽關係。封開縣境內的標話便屬于壯侗語族，它的聲母中幷沒有全濁塞音。它本身沒有的東西，又何以影響別的語言?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從《切韵》得知，唐代以前，中原漢語是有全濁塞音的。直至北宋邵雍作《聲音倡和圖》，將濁音按照平仄分別與次清音、全清音相配，才出現濁音清化的先導。大約到金、元占領中原，濁音清化才真正完成。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傳入封川的漢語，當然有可能偏離這種演變軌迹而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全濁塞音，這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古幫、端、見三母在《切韵》中讀爲清塞音，封川話却讀爲全濁塞音，這是否“清音濁化”?筆者認爲不大可能。因爲“濁音清化”是漢語各方言聲母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之一，傳入封川一帶的漢語也不例外。而根據“濁音清化”的規律，是否可以這樣推斷：《切韵》之前的音系，全濁塞音聲母可能比《切韵》音系更爲發達，可能有過幫幷、端定、見群合流的情况，而封川話中古幫、端、見與古幷、定、群同讀爲全濁塞音，正是這種情况的保留。
正因爲封川話全濁塞音聲母是《切韵》以及《切韵》之前古音的保留，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斷：在《切韵》之前，大約是漢至南朝這一時期，中原漢語就已經傳入封川，幷逐漸偏離中原漢語發展的軌迹，其表現之一，就是它的全濁塞音聲母沒有經歷“清化”的過程，從而形成具有自己特點的方言，那就是早期的粵語。所以，從今天的封川話，我們可以窺見早期粵語的某些面貌。
1998年2月
改革開放與“粵語熱”
一、“熱土”效應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東有不少東西漸漸走紅：“廣貨”引起青睞，“粵菜”香飄南北，就連廣東的流行歌曲，也由于那股濃重的“粵”味而頗受各地少男少女的喜愛。還有一種值得注意而又使一些人大惑不解的，是粵語的走紅。
許多外省人踏進廣州，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莫過于滿耳聽不懂的粵語。有人甚至說：“嘰哩咕嚕的”，“跟聽外國話差不多。”如今，這種“嘰哩咕嚕的”粵語却成了一股“熱”，其勢頭幷不亞于廣貨與粵菜。
北方人常把粵語稱爲“廣東話”，其實它幷非廣東全省都通行的語言。廣東的方言除了粵語之外，還有客家話和屬于閩語的潮汕話，它們“鼎足三分”廣東的河山。其中粵語區的人口3000萬左右，尚未達到全省總人口的半數。在全國七大方言中，粵語使用人數幷不算多，不僅遠少于北方官話，而且也少于吳語，大概與閩語幷列第三。不過，粵語所通行的地區在當今是令人注目的，不僅包括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州和廣東三個特區中的兩個——深圳、珠海，而且包括80年代崛起的“廣東四小虎”：南海、順德、中山和東莞，以及經濟發展較快的珠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市縣。這些地方被許多人稱之爲“熱土”。此外，香港與澳門也通行粵語，海外華僑中說粵語的也占相當比例。隨著特區和珠江三角洲的這片“熱土”的經濟輻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海內外經濟合作的迅速發展，這些地區所通行的粵語也就“香”起來了，“紅”起來了，“熱”起來了。
日常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人們選擇什麽語言來進行思想交流尤其是進行經濟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義思想的支配，在市場經濟成爲國民經濟發展主要取向的時代尤其是這樣。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許多企業在招聘管理人員時，都特別聲明一條：“會說粵語者優先錄用”。說其他方言的人要到珠江三角洲求職，或者要到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澳門去經商，去辦事，與其學講普通話，倒不如學講粵語，因爲粵語在這些地方更有交際用途，更有經濟價值。爲了適應經濟交往的需要，省內許多講閩語或客家話的地方都興起學習粵語的熱潮。汕尾市原屬閩語區，通行“福佬話”。從1984年起，就舉辦粵語培圳班，每一期都開一二十個班，參加學習人數之多，實在罕見。有人粗略統計過，在操福佬話的汕尾居民中，現在能講粵語的將近90％，能聽懂的就幾乎100％了。
汕頭市本是閩語中一種次方言——潮汕話的中心，近年來也有不少人主動學習粵語。根據汕頭大學林倫倫先生統計，從1991年到1992年，該市大專院校公共關係專業和秘書專業學生中修習粵語課的有6個班325人，職業中學、夜校及私人開設的粵語短訓班每年達20多個，培訓人數800人左右。林先生還在該市金鳳城、汕樟立交橋下、海濱廣場等三個個體商場調查了30間個體小商店50多位檔主，發現每個攤檔至少有1至2人能說流利的粵語，其他許多人也至少能聽懂。而國際大酒店、金海灣大酒店和龍湖賓館的門童和大堂櫃檯服務員，凡原籍爲汕頭市區者，幾乎都能講粵語。
由此看來，在不斷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粵語不但不會削弱，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和擴大的趨勢。有的專家預見：這一趨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那麽，在不遠的將來粵語必然會成爲廣東全省的另一種共同語。
隨著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不斷發展，粵語的地位也隨之而提高，其影響也遍及全國。在北方各個省市，近幾年來掀起了一股廣東熱和香港熱，隨之也帶來了粵語熱，出現一種“北方人南下，廣州話北上”的情况。
在上海，就先後舉辦過各種不同程度的粵語培訓班。參加學習的多半是一些青年大學生，他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有的要出國留學，學好粵語爲的是要在美國唐人街打工吃得開；有的要到特區中外合資企業工作，深感不懂粵語對日後開展工作不利。據說上海長寧區的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粵語班自1980年創辦至今，學員已有1200人，現在更趨于興旺。此外，還出現了“上海粵語學會”，開辦低中級粵語班，徐匯區的僑聯也辦起了僑光補習學院粵語專修科。
在普通話中心的北京，也有不少人學講廣州話。一些企業招工、招幹，優先錄用會說廣州話的應聘者。廣東人在京開辦的各種商店、企業約有三千家之多，顧客到那裏購貨，便趁機向老廣學講廣州話。街道上到處出現了不少諸如“機恤”之類的商品廣告，出現了“髮型屋”之類的招牌，個別小餐館的門口還竪起“食先比錢”的牌子，至于“打的”、“炒更”之類的口語，更是隨處都可以聽到。
粵語走紅不僅反映于經濟生活，而且也反映于文化生活。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風靡全國的粵語歌曲，有香港的，也有廣東的。這些歌本來大都有“國語版”，但相當一部分少男少女總覺得非用粵語唱不够味兒。比如，在那遙遠的西藏，當你漫步在拉薩的街頭，不僅可以看到一間間的藏粵商場、香港時裝屋、廣州粵菜館，還可以聽到各種粵語歌。在歌舞廳和夜總會，青年藏胞歌手們輪番上場。什麽《護花使者》，什麽《烟雨凄迷》，什麽《愛得比你深》，什麽《不裝飾你的夢》，粵語模仿得完全可以亂真。一曲《一生何求》，引起了滿座的掌聲!
至于夾帶著粵語的廣東文學作品，近年來也出現了一種方興未艾的勢頭。30年代歐陽山等作家曾經提倡“粵語文學”幷身體力行，結果響應者寥寥；60年代初歐陽山又提出“東西南北調”，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到了80年代，老作家吳有恒進一步提出“南腔北調”的主張，認爲“廣東人講官話，非其所長，我寧可避其短”，呼籲“我們有責任把我們這地方語言中精彩的東西介紹給全國。”(《應有個嶺南文派》)這一主張引起了强烈的反應。運用方言的問題，成爲廣東文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許多中青年作家，還以其創造性的實踐，使作品的語言産生了新的突破，楊幹華的《天堂衆生錄》、《天堂掙扎錄》等小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運用方言之出神入化，簡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絕的地步。近年崛起的青年女作家劉西鴻，則以其帶有濃重的南方都市氣息的“粵味普通話”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種引起全國關注的“劉西鴻現象”。
粵語的走紅幾乎是全國性的。不但是粵語本身走紅，就連粵語字典之類的工具書及其出版讀物、錄音帶等也暢銷全國。饒秉才先生于1983年主編的一部《廣州音字典》，成爲全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此書年年重版，已印刷十多次，至目前仍然供不應求。植符蘭先生于1992年寫了一本《廣州話六百句》，也頗受讀者的歡迎。此書本來是內部教材，是爲外國留學生開設粵語課程而寫的，植先生根據國內大學本科生的要求，將它公開出版發行。此書一發到書店，不幾天便搶購一空。
隨著粵語不斷地由南向北擴散、幅射，在粵語區內部，各個次方言區的語言也逐漸地向廣州話靠攏，縮小了與廣州話的差別，其語音、詞彙和語法等也越來越標準化與規範化。粵語在全國七大方言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它充分顯示了一種“强勢語言”的衝擊力量，其地位僅次于全國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話。
二、勸君少學秦始皇
“粵語熱”也同廣東的其他“熱”一樣，一出現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責難。所不同的是，這些人士對其他各種“熱”的責難往往斥之爲“過熱”，而對粵語的責難則沒有這個詞。因爲他們認爲：粵語只能“冷”而不能“熱”，無須考究“過”與“不過”。“粵語熱”反映了廣東“推普”不力。
廣東“推普”是否不力?我們不妨稍作回顧。且不說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熱，就以開放改革以後來說，廣東從省委領導直到教育部門宣傳部門，從大學專家到小學教師，爲推廣普通話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氣力！ 1982年上半年，當時任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廣東電臺加强推普工作，組織語言專家編寫推廣普通話的廣播稿，在電臺開設《廣東人怎樣學好普通話》的講座，該講座共設64講，電臺反復播放了三次。之後，所編寫的教材五花八門，數不勝數，有錄像，有錄音，有大部頭，也有小册子。筆者之一的葉國泉，就參與寫過一本《粵語區人學習普通話趣談》，銷量頗佳。電視臺除了堅持播放《每天一句話》、《口語“三合一”》、《你我都學普通話》等節目外，還定期舉辦競賽活動。小學、中學、大學均有漢語拼音課，有關行業也辦過多期普通話培訓班。所花費的人力、財力，在全國各省市中大約可算首屈一指。能說廣東“推普”不力嗎?
也不能低估廣東“推普”的效果。事實上，現在的廣東人，尤其是城鎮居民，凡有相當文化水平的，都會說普通話。廣州街頭的個體戶，大都善于察顔觀色，如果顧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話接待，因爲這樣可以提高經濟效益。不過，即使是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廣東人，當他們與說粵語的人打交道時，便自然地使用粵語而不使用普通話。爲什麽會這樣?這就必須從粵語本身來考察了。
唐人賀知章有兩句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由此可見，方言區的人們對自己的“鄉音”懷有何等深厚的感情。這是因爲，語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這個地區人們文化心理的積澱，正是這種文化心理，使人們熱愛自己所習得的語言和方言，即使後來掌握了民族共同語甚至其他語言，所習得的語言和方言也會作爲母語而長期存在，只要這種文化心理沒有消失，它就不會被別的語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話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積澱，而粵語區人們由于文化心理與北方人有著較爲明顯的差异，對母語的熱愛就比湘、贛等方言區更爲强烈，這是很自然的。這種文化心理幷不影響他們對普通話的學習，却必然影響到他們對普通話的使用頻率。只要他們基本掌握了普通話，不影響與其他方言區人們的交際，又何必對其語言習慣橫加干涉呢?同樣，其他方言區的人在學習幷掌握普通話的同時，學習幷掌握粵語，也完全是爲了交際更加方便。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諸多指責?
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就指出：推廣普通話是爲了消除方言的隔閡，而不是禁止或消滅方言。然而，有的人總是將推廣普通話錯誤地看作是要“統一語言”，消滅方言。早些時候，筆者在《南風窗》雜志讀到一篇文章，題爲《夏日炎炎“煲冬瓜”》，“煲冬瓜”者，普通話也。這份雜志筆者本人是很喜歡看的，那篇文章也幷非一無是處，然而所引述的一位中學歷史教師的“高論”，竟使我們這些從事語言研究多年的人聽起來亦大惑不解。他說：“秦始皇爲何能成爲千古一帝?最主要的功績是他完成了國土的統一大業，幷且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車軌，統一了貨幣，還統一了文字。唯獨沒有將語言統一起來，這也許是秦始皇的終生遺憾。”秦始皇究竟是個千古暴君還是所謂“千古一帝”，這裏暫且不加評說，但將“統一語言”跟秦始皇的那幾項統一相提幷論，認爲是他的“終生遺憾”，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好在這位教師沒有早生二千年，好在秦始皇無法再世，否則，那個“千古一帝”讀到此論，也許會拍案叫絕幷加以實行，那麽，中國大地恐怕又會遭受一場浩劫。
不過，即使秦始皇當初搞起“統一語言”，也未必能殃及粵語，因爲那時候粵語尚未形成。粵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語言學界有些人認爲粵語源于古百越的語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語言跟古中原漢語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稱“百粵”，“百”是個音譯，意爲“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粵”意爲“粵人”。今天的廣東人絕大部分幷非古粵人之後代，而是從中原移居嶺南的漢族移民之後代。可能正是由于這個緣故，雖然廣東簡稱“粵”，廣東人却不大願意自稱爲“粵人”。那麽，粵語是否粵人語言?或者是否可以說，粵語是從古百粵語演變而成?答案同樣是否定的。首先，古粵人的各部落互不統屬，不可能形成什麽統一的“古百粵語”。至于古粵人某些部落的語言，我們可以從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筆者曾對粵西部分地名作過考究，發現其中有些音節，從粵語無法解釋其意義，例如電白縣“那霍”“那笈”以及化州縣“那平”“那務”中的“那”，信宜縣“六賀”“六琶”“六雲”以及廣西容縣“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來意思今天居住在那裏的漢人已不曉得，而從壯語中却可以找出它們的所指。“那”意爲“田”，“六”意爲“山沖”。它們均置于地名開頭，這亦與壯語的構詞特點相符。由此可見，說壯語與古百粵某些部落的語言有點淵源，似乎還可信；認爲粵語來自“古百粵語”，則是怎麽也說不過去的。還有學者舉出今天粵語與壯語中一些通用的口語詞，幷據此說明兩種語言的“母體”“曾經發生過相互混合的階段，然後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繼續發展”，由此證實“粵語的形成跟古越語 (準確地說是跟“古百越語”)本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見李敬忠《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這也不成爲其理由。因爲這種通用的詞語本來就不多，而且相當部分可從古漢語中找出它們的來歷。何况，使用這類口語詞的幷不僅是粵語和壯語，客家話同樣也有，而誰也沒有認爲客家話的形成跟古百粵語有什麽重要關係。在今天的粵語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語詞，是否能據此而認定粵語與英語有什麽“淵源”?顯然不行。薩丕爾指出：“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語言論》)粵語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從其他方言和語言吸收一些因素，但這不能視作它來源的依據。同時，今天的粵語語音比其他漢語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漢語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證明，粵語雖然姓“粵”，却跟古“百粵”的語言沒有親緣關係。它不是“本地特産”，而是從外地“引進”的，是漢族移民從中原帶來的。而首先將中原漢語帶入嶺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後“謫徙民五十萬戍之”的那些“徙民”。他們所帶入的，當然是那時地道的中原漢語，也就根本用不著秦始皇來“統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聽不懂今天的普通話，倒是可以聽懂一點粵語。
漢族“徙民”所帶入的古代中原漢語發展形成爲粵語，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點，是每隔數十年或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戰亂，而這種戰亂基本上發生在封建王朝統治中心中原地區，因而每一次戰亂，便出現一次較大規模的中原漢人南遷潮，廣東則成爲這些南遷漢人的一個主要目的地。其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漢人南遷潮，出現于西晋永嘉年間至隋朝統一中國前後，歷時 270多年之久。嶺南的漢族移民數量大增，其漢語也逐漸成爲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而這個時期，中原基本上爲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語言面貌隨之而發生明顯的變化，嶺南的漢語也就跟中原漢語逐漸拉開了距離，沿著自己的軌迹而發展成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方言，這就是早期的粵語。
由此可見，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對中原漢語，經歷了一個“趨同”到“求异”的轉變，這種轉變一旦完成，就標志著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幷有了一定的流通範圍及中心，也就標志著粵語的形成。在這種情况下，粵語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漢語的進一步同化了。這種轉變，突出地表現于它對客家話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客家人進入嶺南，大約始于唐朝開元年間“橫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時形成高潮。那時嶺南原有漢族移民的勢力已經相當强大，因而新遷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粵北和粵東北山區。本來，客家話在當時要算是較爲標準的中原漢語，只要將它與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對照便可證實這一點，然而這種中原漢語傳入嶺南之後，已經無法同化那裏的粵語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漸接受了粵語。可見，方言之間的“趨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規律的。如果違背這種規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統一”，後果只會適得其反。前蘇聯急于搞什麽“語言共同體”而導致國內矛盾激化，便是一個“前車之鑒”的好例子。
語言學家陳建民先生曾經指出：“現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廣普通話，方言就無須調查、研究了。事實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滅對象。對此，方言區的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甚至會産生逆反心理。根據普通話與方言勢力的消長與地方文化傳統的關係，普通話與方言將長期幷存，未來的語言格局不會是一元化(普通話化)，而將是多元化(普通話與諸方言共存分用)。” (《從語言接觸看中國大陸的封閉性文化》)可見，不管是在今天還是在未來，誰想效法秦始皇“書同文”去搞什麽“統一語言”，都是蠢之又蠢的。
三、“新潮詞語”的旋風
只要對當前“粵語熱”略加考察，便可發現：最走紅的是粵語中的那些“新潮詞語”。這些“新潮詞語”是指在改革開放中流行起來的市場用語以及生活用語，而且多半是從香港引進過來的。它們乘“粵語熱”而成爲一股刮遍全國的旋風，反過來又對“粵語熱”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例如“的士”，本是英語“taxi”的粵方言音譯，在粵語區尤其是香港已經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近年來則吹遍全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本來，普通話中早已經有規範的叫法：“出租小汽車”，但這一規範名稱逐漸爲“的士”所取代。在我國最大的城市上海，這一外來詞語的流行驚動了市政府領導人，他們在 1986年以行政手段“規定”：即日起，出租汽車凡“繼續標有‘的士’字樣的，將不准上街營業。”這麽一來，“的士”兩字便在上海出租汽車頂上消失了，但是這個詞語幷沒有消失，依然在日常語言交際中流行。
不必將外來詞語視爲洪水猛獸，它們其實是對外開放的必然産物，是“异文化的使者”。早些時候，張德鑫在《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描述了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外來詞語引進浪潮：第一次出現于東漢末年，由于佛教傳入，大量梵語和巴利語中的佛教語彙便出現于漢語之中，其中有些今天已經成爲常用詞語，例如：“現在”、“過去”、“未來”、“刹那”、“須臾”、“一念”、“一瞬”，以及成語“五體投地”、“想入非非”、“現身說法”、“空中樓閣”、“不可思議”、“曇花一現”、“一塵不染”、“自取滅亡”等等，至于音譯詞如“魔”、“佛”、“和尚”、“尼姑”、“羅漢”、“閻羅”等更是衆所周知的。第二次浪潮始于明末，至19世紀中葉形成。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傳播，以英語爲主的外來詞語被大量吸收進漢語，除了音譯詞如“馬達”、“香檳”、“沙發”、“坦克”、“撲克”等等之外，還有許多是由日本借古漢語的詞來意譯西方詞語然後再被借回漢語的，當今使用頻率極高的“革命”、“同志”、“經濟”、“文化”、“法律”、“環境”等均屬此類。如果視外來詞語爲“污染”，爲洪水猛獸，加以排斥，那豈不是連“革命”這個詞語也不能用了?！
80年代以來由于實行對外開放，中外經濟文化交往劇增，出現了外來詞語輸入的第三次浪潮。這次浪潮跟前兩次比較，不但來勢更猛，輸入量更大，而且有個明顯的特點，就是通過港澳這座橋梁。大多數外來詞語都是先輸入港澳，被港澳的漢語吸收幷流行了一定時間之後，再被引進到內地的。港澳本身是粵語區，因而所引進的音譯詞多帶粵語方音，意譯詞及音意兼譯詞也帶有粵語的構詞特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