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之爭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2年8月號　總第5期 2002年8月31號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活動，其論爭規模之大，涉及問題之多，影響範圍之廣，在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實屬罕見。它始於民間，也將終於民間，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完全意義上的自發行為。不論誰是誰非，也不論學術探討的水平高低，這場學術之爭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問題本身，超出了學術探討的內容，為中國學術研究的發展起到「樣板」作用，因為思想的碰撞畢竟比思想的僵化要進步得多。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在1998年之前並未形成正面交鋒態勢，大有「各行其道」之勢，在學術研究的力量對比上，自由主義的「聲音」明顯要高於「新左派」。自由主義者著書立說、移譯西學，並以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為工具，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中國面世，例如，梁治平、賀衛方主編的「憲政譯叢」（三聯書店）和「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最具代表性，幾乎將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網羅待盡；同時，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斷公開出版、發表，比較有影響的出版物包括《公共論叢》（三聯書店）、《政治思潮叢書》（包括《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及自由主義者的若干論文集。「新左派」的研究成果也同樣令人刮目相看，他們一方面像自由主義者一樣翻譯出版國外的學術著作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陳述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另一方面，他們也與自由主義者共同分享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理論，希望從中挖掘出可資利用的學術觀點，例如，「新左派」也研究羅爾斯、諾齊克、哈耶克、伯林、貢斯當、伯克等自由主義思想，但是，在秦暉看來，「新左派」的思想資源主要來源於「中國原有斯大林體制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折中：（《當代中國的「問題」與「主義」》是秦暉在中山大學的演講稿）。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兩大流派政治觀點迥異、社會建設方案有別，但是，他們的思想資源都出自西方的學術界，都試圖以西方的理論來剖析中國的問題，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如果說1998年之前，兩大政治流派「各行其道」的話，那麼，1998年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面對面理論的一年，「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都把這一年作為交鋒由「水下」浮出「水面」的起始點。至於誰最先推動交鋒由「水下」浮出「水面」，觀點不一。「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韓毓海（1998年9月《天涯》雜誌發表了韓《「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後》一文）和汪暉（1997年《天涯》發表了汪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一文，在《關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一文中，作者隱含地指出，該文是兩大政治流派正面交鋒的始作俑者）各執一辭，但是，不管是韓毓海還是汪暉，「挑起」這場爭論的一方非「新左派」莫屬。「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主要是思想性的而非學術性的，因此，參與爭論的學者其學術背景並不僅僅局限於哲學和政治學，事實上，他們大多來自其他領域。「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陽、韓毓海和汪暉等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漁、朱學勤、李慎之、劉軍寧、秦暉等人。兩派最初的論戰陣地主要局限在《讀書》、《天涯》、《二十一世紀》等，後來逐步地擴散開去，大量的文章在海內外主要中文報刊雜誌紛紛亮相。1998、1999年是爭論的最高峰，2000年之後，論戰趨於平淡，目前這類文章已經鮮有面世。

　　
「新左派」 和自由主義之所以形成「對決」，絕非人為制造，也非空穴來風，它是中國社會發展因時因地的產物和結果。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思想的變革受制於社會經濟變革，有甚麼樣的經濟發展狀況，就有甚麼樣的思想意識，因此，「新左派」 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深深地扎根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國情，「新左派」也罷， 自由主義也罷，都是應情之物。對「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而言，90年代的中國社會問題凸顯出來：「權力肆無忌憚地將自己匯換為金錢，本土資本的運作寸步難行，除非投靠和寄生於權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金錢(資本)作為第二種惡，對許多人而言顯得比第一種惡更難於忍受。」（徐友漁：《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之一：制度創新與國情》,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在這種情境之下，知識分子開始認真考慮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別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對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們更多地關心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只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法治社會，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這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消除社會問題的唯一良藥。用徐友漁的話來講，他們的問題意識可以概括為：新情況，老問題。而「新左派」則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他們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

　　
關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的內容，自由主義者曾經進行過一些總結。朱學勤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一文中指出，雙方分歧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國情的判斷；二是對社會弊病的判斷；三是如何解決社會弊病。徐友漁的歸納更全面一些，他認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主要圍繞六大問題展開：其一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不公；其二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其三是關於中國國情；其四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其五是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六是中國的現代化（徐友漁：《知識界到底在爭甚麼？》，http://www.cnreads.com》。其實，單就雙方爭論的表面問題，上述歸納似乎已經基本上窮盡了各自的理論分歧，但是，由於這場爭論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之爭，爭論的問題又非個別方面，所以，雙方文本給人的印象既複雜又簡單，宏觀問題中有微觀問題，微觀問題之中有宏觀問題，學理問題中夾帶非學理問題，而非學理問題又往往通過學理問題來說明，等等。總之，要全面、深入的認識「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之爭，必須從文本入手，進行詳細地再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