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的臨界點 1 :「台灣意識」的現代性意義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4年10月號　總第31期 2004年10月31號

 

 

一　民族國家話語的困境

　　
自九十年代以來，「台灣本土意識」及「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急劇膨脹讓不少人為之錯愕，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研究中國的人。如日本著名的台灣問題研究專家若林正丈就感歎2：所謂台灣究竟所指為何？回顧近年來台灣的政治局勢，有著如此疑問或感慨的人或許不在少數。台灣究竟是不是國家？若是國家，應如何正名？……若非國家，那又是甚麼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是台灣就是台灣……若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這裏所謂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或是日後將有所構想的新中國（比如說『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共和國聯邦』、『中華聯合國家』）？然而，在這個『中國』內台灣的地位又為何呢？

　　
然而在近些年來的兩岸問題中，「台獨」問題已幾乎成了一個無法揮去的死結。官方對它的批判一如既往地遵循民族國家的話語模式，到了幾乎無以復加的地步。不過現狀似乎卻是，這邊批判的火力愈猛，那一邊卻是支持台獨的人愈來愈多3。大陸的官方聲明中一再聲稱要「寄希望與台灣人民」，然而為何台灣人民卻有漸行漸遠之虞。種種情況表明，在大陸的大多數人中，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對於台灣問題都還抱著一種一廂情願的態度。對於遵循民族國家的話語的批判者來說，最尷尬的問題恐怕在於，這一批判模式對於「台獨」人士是毫無殺傷力的。當年連汪精衛儘管投靠日本，但是表面上還是要給自己掛上一塊「曲線救國」的招牌，民族主義的話語即使對於汪精衛這樣的人仍然是具有充分的殺傷力的。但是對於「台獨」意識形態的信奉者來說，問題則完全不同。「賣國賊」、「民族敗類」這些帽子對他們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本來就根本不認同對方的那一套價值體系。相反，對方越是從這個角度批判他們，他們反倒有可能借此撈到更多選票。

　　
民族國家的話語解釋者將自身的困境往往歸結於兩個原因：一是台灣人曾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某些人依然有「皇民化」心態作祟；二是少數政客為選票刻意操弄、煽動族群問題。當然，這些應當說是存在的事實，但是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所佔的比重究竟又有多大呢？而且是僅此就能解釋「台獨」意識產生的根本原因嗎？首先，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有皇民心態的台灣人都是像李登輝那樣的老人。但這些人年事已高，數量在今天已不會有太多，而且即使是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人也不見得就都會懷念日本。今天台獨的主力軍民進黨的領導人都是靠當年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黨外運動起家的，與日本毫無關係。而且關注兩岸政治的人都知道，民進黨在廣大的台灣年輕人中擁有廣泛的支持者，年輕選民是民進黨的一大票倉4，硬要把這些年輕人與所謂日本情結扯上關係實在有些說不通。其次，儘管民進黨操弄族群有出於選舉的考慮，但問題是否就僅僅如此。如果這樣的話，證明民進黨人不過是一群沒有理想的機會主義者而已。但是，當年民進黨人從事黨外反對運動時確實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其中坐牢甚至丟掉生命的也不在少數，僅僅視他們為機會主義者就未免太小瞧他們了，無法解釋他們追求台獨的動機。並且還需要追問為甚麼民進黨這些年可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必然有可以滋養他們的深厚土壤存在。因為所謂「台灣意識」在台灣確實不單是幾個政客的發明，事實上，它早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與話語體系，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建構。如果不帶偏見的話，可以這樣說，它在台灣本土是有著其深厚的土壤的。

　　
更為嚴重的是，即使有朝一日大陸與台灣會統一，仍然有理由要問：台獨意識是否就從此會必然消失？還是它會像魁北克之於加拿大、北愛爾蘭之於英國甚或巴斯克之於西班牙那樣成為長久存在的問題呢？現實表明，我們通行的民族國家話語的理解模式對於台灣意識的理解是很成問題的、甚至可以說是此路不通的。種種對台獨的批判仍然是停留在自說自話的狀況之中，也絲毫不能打動官方所聲稱要寄予希望的「台灣人民」。 不過，儘管「台獨」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構成一種現實的危機，但如果可以由此發現中國現代性的歷史獨特性來，那麼危機也就可能變成一種新的機會。

　　
官方所云所做，自然有其所處位置不得不如此之勢，不過作為具有批判精神的嚴肅的學者，就沒有理由人云亦云地停留在膚淺的表像中，而是很有必要對此提出嚴肅地、深刻的反思。事實上在台灣島內的嚴肅知識份子中，已經存在對此作了深沉反思的群體。相反，在中國大陸，簡單化、口號化式的媒體報導卻依然充斥著我們的眼睛，對此中國大陸的研究者有著相當的責任。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注意到了他們的存在。如孫歌先生提到在一次會議中接觸到來自港台的學者，感到「他們對於西方理論和本土問題的理解方式與大陸的學者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對於民族主義和民族感情的處理方式：他們對於民族感情和民族主義問題保持著更為豐富的矛盾和懷疑心態，對於文化認同的理解也更具有反思性。相比之下，大陸的學者則對這些牽扯到感情與理論的複雜現實問題缺少足夠的反思。台灣和香港視角的加入，使得我們有可能把大陸式的『中國想像』相對化和豐富化。」5 但是筆者想進一步指出的是，新的視角的引入，應該不僅僅使我們的中國想像豐富化，而是可以有更深的含義。因為台灣作為一個「它者」，與歐美那樣外在的「它者」是截然不同的，它是由我們內部生發出來的它者。由它身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物件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我們自身──看到我們自身的分裂與矛盾。就如台灣中生代的政治學者石之瑜所指出的，「講到甚麼是中國，歷史學家、文學家、人類學都各有千奇百怪的爭論，政治學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只假設中國的存在。……（但）政治學家對於中國當然存在這個預設，隱含了一種政治主張，而且這個有歐美中心化的傾向。」6 換而言之，當人們認定中國這個國家必然存在時，已經不自覺地將歐美的國家概念──特別是現代中國所引進的民族國家概念固化了。因此，有必要在此進行一次康德式的「哥白尼回轉」，在批判之前首先進行深刻的自我批判，詢問一下我們現行所持的民族國家的理解話語是否能夠理所當然的成立。

　　
首先要問甚麼是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詞條的解釋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7

　　
這一解釋雖非絕對權威的，然而也可以說概括了公認的民族構成的基本特徵。在以上四個特徵方面，兩岸有共同的語言是當然的，即使所謂的「台語」也仍然是來自大陸的閩南話；在經濟生活方面，現在兩岸之間的在無法正常通航的情況下仍然超常的密切，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地域上，雖然由台灣海峽的存在，但似乎並非兩岸民族論述的關鍵所在，因為即使在台灣島內，關於「愛台」或「賣台」的爭吵恐怕也不下於兩岸之間的爭吵。這樣看來，問題的關鍵是出在是否有共同的心理認同上，而在這一點上恰恰分歧最大。因為在「台灣意識」論者看來，根本不能接受或認同「中國意識」的民族論述，而在另一邊何嘗不也是如此水火不容。但問題在於在當代，「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民族認同和民族身份問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重要。……只有當一部分人對『民族』認同，才能對國家認同。也就是說，民族認同是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文化來源。」8 但就是在對民族國家的理解上，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碰撞中，產生了激烈的的對立。與「中國民族主義」相反的，產生了針鋒相對的「台灣民族主義」──要求塑造出一個全新的台灣民族和民族國家來。儘管台灣民族主義形態即使在台獨的意識形態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但是其基本的論述仍然是今天所有「台獨」及「本土意識」的理論基礎。如民進黨在1991年將「台獨」訴求納入黨綱，被視為「等於是清楚地以一個民族主義政黨進入政治市場中」，從而希望達到「終極的民族主義建國目標。」9 這種形態的出現乃是值得引起深思的：民族與民族國家究竟為何？為甚麼兩岸會出現各自的民族主義自我認同意識？它是否是兩岸國家意識建構中所必然的走向？

　　
在這個問題上，社會科學關於民族主義問題上的研究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先行的啟示。1983年，或許是巧合，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在同一年裏出版了兩本著名的論述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和蓋爾納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安德森對在書中對民族作了這樣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10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想像」並非指虛假的捏造，而是一種認知的方式。因此，作為想像的共同體也包含著尋找歸屬和自我認同的指向。蓋爾納澤則指出，「民族和國家一樣，同是偶然的產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國家並不存在於所有時期和所有條件下。……民族主義認為，民族和國家註定是連在一起的；哪一個沒有對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場悲劇。但是，在兩者結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現才行，而且它們的出現是獨立的偶然的。」11 由此可以看到，兩書都揭示出，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都遠非像它們自己所宣傳的那樣神聖永恆，相反，它們都是歷史與人為建構的產物。從時間上來看，這些想像的造物「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他們就會變得『模式化』，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12 他們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國家話語所揭示的意識形態性質，也揭示了民族國家意識作為有限存在的內涵。當然，他們的看法同樣也引起了不同的爭議，但不可否認，正是他們的貢獻使得我們的討論可以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開始。

　　
民族國家意識既然並非天然的，而是後天的人為構造物，它也就可以被質疑。不過在現實當中，這種權力因為往往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而表現出巨大的力量，因而難於遭到挑戰，這在今天兩岸的情形可以說都是如此。這樣一來，兩種針鋒相對的自我認同模式就使得兩岸互相構築「民族國家」的論述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面對這樣一種困局，不外乎兩種可能性的理解：要麼是這種相互對立的「民族主義」之間有一個錯了，它們當中必須有一個被消滅；要麼就是「民族國家」的框架不能夠容納兩岸之間的問題，在此「民族國家」的框架本身錯了。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進入到對成為問題之關鍵所在的台灣意識的理解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