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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从南越皇墓看南越国的医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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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越皇墓看南越国的医疗观念
王 芳
【关键词】南越皇墓;南越国;医疗观念
【摘要】本文以广州南越皇墓出土的随葬药物、药具等文物资料为主要依据,探讨了南越国的医疗文化观念,认为当时存在着以巫为主、医巫并存的现象,且「巫」对于南越社会的影响更甚于中原;另外一个特点是受到传统阴阳五行医疗理论的影响,南越国最高统治者也尊崇方术医学。
不同的社会文化对疾病形成的原因有着不同的医学理念和解释。1983年广州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皇赵墓及其随葬的大批药物、药具,为研究岭南南越国时期的医疗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这些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2000多年前南越社会的医疗心理,分析南越皇赵信奉的巫术疗法和汉代流行的方术医学。
一、南越社会的以巫为主、巫医并存现象
南越皇墓中出土了一件羽人船纹铜提筒,饰有4艘首尾相连的船纹,每船羽人5人,头戴长羽冠,下着羽毛短裙,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尤其是第2艘船上的羽人头戴矮冠,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首级,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从主要人物的活动看,应是杀俘祭神图像(图一)[1]。同属南越国区域的广西罗勃湾1号墓出土的铜鼓也饰有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巫术仪式。还有赵罕见地用15个活人陪葬,据《汉书·赵敬肃王传》,汉律不许杀人殉葬。相比之下,南越国不受汉律约束,这种蒙昧的灵魂信仰更带有较强的原始性[2]。
南越皇墓出土的用于占卜的器物有西耳室的两套漆算筹、漆骰,主棺室的象牙筒、象牙算筹,以及放置在墓主头箱内漆木盒中的烧灼过的卜龟甲片。因年代久远,墓室多次进水,朽烂严重,龟甲片相叠压,大部分残碎。龟甲板里面磨平,厚0.1～0.15厘米,磨面用朱色分划出垂直线纹,行距0.7厘米,其中有数片在两条垂直的朱线中间钻孔(图二)[3],但没有发现其上写有文字。这可能与龟卜方式发展到汉代已不在卜骨上记事,而是写在竹简上的习惯有关。根据李零对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简文所占以身体状况和病情为主,笔者也大胆推测南越皇墓中的龟甲片上的卜问内容主要是询问墓主病情的。
古书中「医」字或从巫,并以「巫」「医」连言。如《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管子·权修》:「好用巫医。」[4]对于远古先民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疾病和死亡。对生存和死亡的忧患,使得古代先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去控制和影响那些让他们蒙受疾患痛苦的「超自然力量」[5]。受认识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限制,他们认为疾病的原因是得罪了鬼神或祖先,是上天示罚,于是便通过巫的活动祛邪除鬼,祓出致病蛊毒,治愈疾患。这样,巫术和医药学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人类医学文化史上一个特有的医巫混杂不分的现象。《史记》中记载贾谊曰:「无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6]
从殷周至春秋战国,卜医并列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帝皇、诸侯贵族,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请巫医治病。巫医在诊断疾病时是采用占卜的方法探求病因,在治疗方法上一般采用祭祀、祈祷和巫祝等方法[7]。他们不仅充当部落祭祀大典活动的祭司,而且实际上充任并发挥了社会医师的职责。巫医们大都受过一定的医学相关知识训练,善于汲取和收集民间关于辨别、采集药物的知识和治疗经验,并能针对不同疾病实施法术和药物。这一时期,不存在与巫术相抗衡的科学技术理论,巫术与医术,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存于秦汉之际的南越国,在医疗观念上,更多地遵循当地部族的宗教习俗,仰赖巫术和当地土产草药。南越皇墓主棺室出土了灼烧过的卜龟甲片,西耳室出土了削用过的羚羊角和放于陶罐中的各类草药,从中不难看出,南越国时期相当盛行巫术,南越皇将己命系于天,占卜度日,同时,不排除使用大量有疗效的草药,也是巫医治病的手段。汉武帝破南越国后,还在甘泉宫增设越巫(辜)[9],请越巫及使用南越巫术方法来祈福、占卜、祛病、降神。司马迁曾说过:「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可见,南越国时期的越巫的确占有重要位置,「巫」对于南越社会的影响应该更甚于中原。
二、南越国社会的方术医学
方术医学是秦汉医学发展中的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汉书·刘安传》记述,与南越皇赵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数千,著有《淮南子》,其中《枕中鸿宫秘苑》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可以见到炼丹术所常用的物品及其性质的记载,如汞、铅、丹砂、曾青、雄黄等。古代文献中把医术名和医家传记入方技传,就与秦汉方士医学的异常活跃有着密切关系。
南越国第一代皇赵佗，出生于燕赵方士活动频繁的中心区域,他的想法也受神仙信仰的支配,以「长生成仙为务」,因而方士兼医也是当时南越国医疗观念中的一大特征。
在南越皇墓西耳室西侧南墙根的铜铁杵臼和象牙算筹旁,发现了一堆五色药石,包括紫水晶173.5克,硫磺193.4克,雄黄1130克,赭石219.5克,绿松石287.5克(图三)[10]。这是目前东亚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五色药石,对研究2000年前东亚炼丹术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
方士兼医的特点决定了方士们积极不懈地寻找各种能延年益寿的天然草木类药物和动物药。《史记·龟策列传》说:「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13]养龟、食龟在汉代倍受推崇,我们在南越国的出土文物中再次得到验证。在赵墓后藏室的3个陶罐和铜鼎、、壶、提筒等器物内均有花龟残骸,而且地面上也有散落。从出土骨板的数目来估计,至少花龟有24个个体,水鱼有2个个体[14]。加上主棺室出土的用于占卜的大量龟腹甲片,仅100平方米面积的南越皇墓出土的龟个体应不少于100多个。而在南越皇宫遗址后花园弯月形石池底的淤泥层中也发现了几百具龟、鳖遗骸,叠压成层,厚达50厘米,其中有个大鳖的背甲宽达44厘米,如此大的鳖,古人称之为「山瑞」[15]。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为讨刺客荆轲的欢心,在陪荆轲游东园时,他还手捧金丸请荆轲投掷池中龟鳖取乐,可见当时贵族养龟、赏龟、食龟以延年益寿的风气比较普遍。当时南越皇在御花园饲养龟鳖,也许是占卜、观赏与食用并举的。
为追求长生成仙,方士们继承和汲取传统医学的成果,积累了医药学知识和技术,包括服食、外丹、内丹、导引以及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其中炼丹术是制药化学的前身,意义非同小可,当然其内容也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宗教神秘主义的东西[16]。由于炼丹所用的金石药物不是药性酷烈,就是大热大毒,吞服后虽然可以产生一时兴奋的假象,然而日久毒发,必受其害。史载南越皇赵体弱多病,又在其墓室中发现了五色药石、铅丸等,因此,赵可能是一位服食丹剂中毒的受害者。
三、南越社会医疗观念与传统医学理论的关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识到,古代岭南社会巫术疗法与方士兼医是广泛存在的。凌驾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是相应的意识形态,「阴阳」二字,纵贯东亚古代数千年的历史,横系诸子百家之学。以「阴阳」之消息,言说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是东亚古代先哲思维活动中最富哲学味道的理论构想。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期已向医学领域渗透,成为传统医学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理论依据。
汉初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是在哲学上提倡黄老学说「清静无为」。用阴阳学说来说明事物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将其引进医学领域,推而广之,将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气血、动静等都分为阴阳,这与秦汉社会对健康问题的认知及其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是相一致的。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皇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五运阴阳者,天地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符也,可不通乎。」在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的解释中,一切都可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基本特点来加以概括。南越皇墓出土的几件精致的龙虎并体衣钩,正是这种当时流行的「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贪并,呼吸精气,吐故纳新,可以长寿。」哲学观念的反映。
五行学说并非医学独有,而是一种社会的哲学思想,它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用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构成。当其被引入医学后,就出现了病因、病理、药物、治疗法则等诸方面浑然一体的高度概括——五行配属,以及相互间纵向的联系,如五行与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五华、五声等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与自然界中的方向、气候变化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17]。
放置在南越皇赵棺椁头端正中的一件承盘高足杯,因与汉武帝求长生的承露盘有关而倍受关注。这件承盘高足杯周围放置着象牙算筹和龟卜甲,而不是和其他饮食器、炊具等一同放在后藏室,说明它具有特殊的用途[18]。它用金、银、铜、玉、木五种材料做成,由高足青玉杯、金首银身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玉杯下原有一圆台形木座,已朽。其工艺精巧,造型奇伟,呈三龙拱杯之势(图四)。《史记》中屡次出现「饮是以上池之水」,按《史记索隐》中的解释,上池水是指「水未至地,承取露水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药」[19]。汉武帝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曾在长安建章宫修造了一个仙人承露盘,矗立于高台之上,以承接甘露,和玉屑、仙丹饮之以图长生。汉武帝的承露盘今已不可寻,而这件南越皇的承露盘则为我们提供了五行配属的实物佐证。
秦始皇「焚书坑儒」,可是农、医、卜书未被烧毁,使秦以前的医学成就得以保存。秦汉时期,工农业的进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南越皇墓出土的众多求长生的器具、药具及大量药品、补养食物,证明了赵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信巫术,乞求神灵祛病,追随秦汉时流行的方术医学,服用五色药石,但他没有排斥传统有疗效的医药,并遵循阴阳五行的医学理论。他所应用的医学模式是一种融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精神信仰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学方法,虽然充斥了迷信和原始宗教的色彩,但却是2000多年前岭南社会的真实反映。可以说,秦汉时期盛行的黄老神仙思想,影响了赵的养生观和养生方法。体弱多病的南越国第二代皇赵希望通过虔诚的求神祈祷和不惜巨资与精力的参与炼丹活动以延长寿命,然而,他同样也无法逃脱短寿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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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越皇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2] 王健:《南越国百年史的精神文化寻踪》,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3] 同[1],第135页、148页、217页、257页、259页。
[4] a.李零:《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216页;b.李零:《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 56页。
[5]张紫晨:《巫术》,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第53～54页。
[6] 《史记·日者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卷127,第3215页。
[7] 史兰华:《传统医学史》,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8] 王吉民:《史记医学史料专辑》,《医史杂志》1955年1期。
[9] 同[4]b,第51页。
[10] 同[1],第141页。
[11]《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卷150,第2810页。
[12] 罗庆康:《长沙国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13] 《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卷128,第3225页。
[14] 同[1],第464页。
[15]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皇宫博物馆筹建处:《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考古发掘报告》(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第89页。
[16] 薛愚:《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7]同 [7],第1页。
[18] 同[1],第202页。
[19]同[11],第2785页。